曹林：与权力博弈是行业协会的角色回归

　　此次广州娱协敢于站在行业利益立场上，直接向上与部门权力进行博弈，而不是回避与权力的冲突，向下端的弱势消费者转嫁成本。整合行业力量与权力进行博弈，行业协会原本就该如此。

　　面对国家版权局12元/间/天的卡拉OK版权收费标准，虽然许多K歌爱好者和歌厅都觉不公，但因力量分散而无法与权力抗衡，许多地方都准备“引颈就戮”乖乖就范了，这时从广

州传出一个有力的反对声让人为之一振———卡拉OK经营业主为会员的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近日公开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收费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表示“不是不愿交费，而是要交得明白”、“若接交费通知，协会将予交涉”。(1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向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这一说“不”的行为致敬！这个拒绝声明将打破行业面对卡拉OK收费“沉默的螺旋”，通过集体性的“公民不服从”，把几乎已成定局的版权收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更为可贵的是，此次广州娱协敢于站在行业利益立场上，直接向上与部门权力进行博弈，而不是回避与权力的冲突，向下端的弱势消费者转嫁成本。整合行业力量与权力进行博弈，行业协会原本就该如此。

　　说实话，如果害怕部委权力，害怕与部门权力结怨，面对国家版权局的卡拉OK版权收费，行业协会完全可让会员们接受收费标准。虽然版权局是向经营业主收费，但行业协会凭借某种垄断权能，完全可以联合业主们通过涨价将成本转嫁给K歌者，这样既不会与权力冲突，又不会承担成本———媒体调查，即使卡拉OK涨价了消费者也不会减少去K歌的次数。

　　许多行业协会面对自上而下的收费压力时就是这么做的，回避与权力的冲突而向消费者转嫁成本，银行、医药、建筑、网吧等行业普遍存在这种协会主导向下转嫁成本的情况。许多行业协会不是代表行业利益向上与权力博弈，不是联合力量与权力进行谈判，而是乐于与权力结盟、甘当权力附庸，异化为一种只向消费者开刀的新垄断组织：比如某省餐饮协会制定行规“酒店可谢绝客人自带酒水”，某市眼镜协会联合协会成员打击平价眼镜店，许多地方药品行业协会牵头本地药店封杀平价药店，他们从不敢向上对部门权力说“不”。

　　追溯一下行业协会的发展史会看到，当年行业协会所以产生，本就是为了反抗权力对行业的压榨，分散的行业不得不凝聚成一个组织与权力进行谈判。实际上，一个行业所以需要一个协会，最大的功能也是为防范政府权力的侵犯而非用来对付消费者，分散的消费者根本无能威胁到行业，政府权力才是最大的威胁———显然，版权使用费就是政府权力对卡拉OK经营业主利益的侵犯，如今对这次收费行业不进行抵制，而是在回避与权力的冲突中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受到收费暗示的其他部门也会向卡拉OK伸出收费之手，无数收费接踵而至，你能每次都将收费转嫁给消费者吗？政府收费权膨胀之下，行业本身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从网吧到餐饮，从运输到医药，中国许多行业陷于部门收费的重重围困之中，与这些行业的协会纵容权力而不是抗衡权力的“绥靖”态度有很大关系。

　　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向不合理的卡拉OK版权收费高喊出“拒绝”之声，而不是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是中国行业协会一次伟大的觉醒。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