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如果本雅明来到香港天星码头

　　知道分子之马家辉专栏

　　香港中环天星码头拆迁重建在即的最后一夜，月暗星昏，但有十多万人拥到码头前面凭吊忆旧，闪来烁去的闪光灯把天上繁星移植到水泥地上，创造了一幅足以让人长久追记的动人画面。

　　这画面难免令人联想到犹太裔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Benjamin)于廿世纪初所曾感叹的一句名言:现代人的感动，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loveatfirstsight)，不如说在于“最后钟情”(loveatlastsight)。

　　本雅明的感叹本意当然不只是嘲讽。他当时旅居巴黎，目睹“资本主义盛世”(highcapitalism)如一列火车轰轰烈烈地往前奔驰，在不停滚动的车轮下，多少建筑、几许文物惨遭拆卸，由此在人们心底勾动了非常暧昧的情绪:一方面，在所谓现代化的大潮下，汰旧换新似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旧之间仿佛势成对立；然而，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速度愈是激烈不居，愈易驱使人们汲汲从昔日的岁月里寻找安定的心理依归，在这意义上，“发展”和“怀旧”有如一对怪异的双生子，一个把脚步向前，一个把眼睛望后，资本主义的贪婪替自己播下了抗争的种子，它，制造了自己的敌人。

　　这是本雅明对时代的预见，身为左翼理论家，他在逻辑辩证法上立论，点破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文化矛盾。

　　本雅明于一九四零年自杀身亡，六十多年以来，受到或和平或惨烈的抗争影响，“资本主义盛世”几经转折而多有变化，在经济模式上，阶级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分殊和流动，“阶级斗争”遂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过时的思考和策略；在社会文化上，亦早有许多人对所谓“发展”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如果“现代”与“传统”纯属虚无的对立假象，新潮与旧物便根本是虚构的人为分野，如果愿意，人们总能从旧事中寻得新意、从新浪里牵引旧念，换言之，眼前所有事件和事情皆有存在并且发展的价值，问题只在于如何从中看见、追溯、建立“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当下关系。

　　这其实是城市发展的老生常谈了，近廿年来，愈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愈执着于新旧相融、古今并济的规划共识，“时间”不再被视为一条不可逆转的直线而被改看成一团富有生命力的星云，所谓城市发展的最大价值在于让居民活于其中而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前世今生与远景未来。

　　由这角度看，天星码头的迁拆重建简直不可理喻。从一开始，它已被虚假的“时间”绳索紧紧套牢，由于不够五十年“历史”而不受古物古迹法规的保护。再下来，它被粗疏的建筑专家所忽略、被懒惰的议员政客所罔顾、被跟红顶白的媒体和时事评论员所冷待，终而被负责城市发展的规划官僚在蓝纸上纵手一挥、一笔勾销，一个承载着四十多年香港记忆(小学教课书上不是也说“香港开埠”只有一百余年历史吗？)的文化地标遂将消失于空气中，有如大卫高柏飞即将来香港表演惊人幻术。

　　还是撰写《我这一代香港人》的作家陈冠中说得好。两周前他从北京返港开会，在会议上，蹙眉皱额地表示拆迁天星码头是一个“愚蠢得令人不敢置信”的决定；他又说，如果这个决定是在卅年前所作，尚可理解，昔时也，香港落后，民智未开，殖民狂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可是到了廿一世纪的2006年，政府仍然作出这样决定，简直笨拙得令人无法思议。

　　陈冠中寥寥数语已足点破香港号称“亚洲国际都会”的不成熟。当其它国际都会纷纷在《文化资产保护法》、《文化地标保护法》的轨迹上大步前进时，我们这个“国际都会”却连一个为香港人敲响了四十多年钟声的天星码头亦容不下，如斯“国际”、如此“都会”，很难不说是跟世界文明有了严重的时差；天星码头钟楼上的时针和分针，看似准确，其实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比世界落后了整整卅年。

　　天星码头拆迁之议据说已难回转，但也据说，依然有不少人起而抗争，向曾特首呼吁铲下留钟。有没有效？不知道啊。但可以确定的是，正如本雅明所言，在愚昧的“发展”巨轮前面，抗争是一种责任，即使结局可能仍然保护不了什么，但至少，能够保护自己的尊严。天星码头不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吗？在没法再信任议会政客和专业人士的混沌年代里，就让这幅“集体回忆”的图像以集体抗争作为终结篇章，就让后知后觉的集体抗争成为“集体回忆”的一个珍贵休止，岂不正是聊胜于无的句号？

　　陈冠中是张爱玲迷，因此他必然记得张爱玲于六十年前写过这样的话语:“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像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跟本雅明一样，张爱玲是先知；他和她如果来到今天的天星码头，恐怕会轻握栏杆，远眺感觉愈来愈狭窄的维多利亚港，然后抬头望望大会堂，无言冷笑。

　　(作者系香港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