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有偿招领把握住了社会真实道德水平

　　杨金伟在郑州开了家“复得”公司，为丢东西的人找回失物，失主要拿回自己的物品得支付一定的费用。杨金伟根据遗失物品的重要程度及重新办理的成本制定价格。有人指责该公司的收费行为有违“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成都商报》11月20日）

　　每有一地出现失物招领公司，“拾金不昧”的道德口水总会如影随形，最终让有偿失物招领这一使失主、拾者、中介多赢的社会合作淹没在道德洁癖的唾沫星子中-----笔者认为

，这种追求看似固守某种美好的道德传统，实质是一种“为道德而道德”的工具主义道德观，一种把某个道德标准凌驾于现实问题之上的僵化思维。这些道学家不明白，道德的最高境界总是在个人那里才能达到，社会一般的道德水平与这种境界相距甚远。当一种行动需要普通人参与的社会合作时，只能诉诸于一种次优的底线道德。

　　有偿失物招领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合作。每个人“拾金不昧”当然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社会合作，一个人拾到了别人的东西，无论多么贵重，都会想办法交到失主手中，这是最优的社会状态-----可即使在传统道德非常浓厚的古典社会，也只有少数道德君子能做到拾金不昧，社会一般的道德水平根本达不到这个境界。也正因为众人达不到，所以拾金不昧者向来被供奉在道德文章中当作楷模让众人学习。也就是说，如果想让“拾者交出自己的拾物”成为制度性现象，指望“拾金不昧”是绝靠不住的，拾金不昧可遇而不可求。

　　而有偿失物招领则是一种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它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为制度设计的起点，把“拾者归还拾到的物品，失主拿到自己的失物”理解为一种社会合作，需要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参与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的道德期待只能建立在最底线的道德水平上-----靠一定程度的利益，驱动那个“最不道德的人”归还拾物的善念。

　　所有的社会合作，都只能寻求一种次优的底线道德共识，而不能设置过高的道德期待。经济学所以假设“人都是自私”的，并不是断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这种预设只是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人人无私，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某个人事事无私，因此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只能是：你如果无私、利他、行慈善，当然再好不过；假使你出于利己之心，这种安排也可以使你的行为实际上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总福利。

　　有偿招领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安排，虽不能满足某些道学家关于“拾金不昧”的道德洁癖，但会因为把握住了这个社会大多数的道德水平，而使更多的人愿意归还拾物，更多的失主能拿到失物，未损害某一方利益而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