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中来，在田野里长大，对于农民之苦自有切肤的感受，所以，当问题食品频频出现时，笔者除了对违法者造假者深恶痛绝之外，更多的是对食品源头生产者——农民的痛惜，甚至对当前某些制度的“缺憾”而疾呼。
谁都可以痛陈问题食品的危害，食用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受害者，有人因此提议动用国家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偿，并美其名曰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事件发生后
最大的无辜受害者——合法生产的农民，不仅无人过问，而且统统无辜地被视为同谋者！如苏丹红鸭蛋问题，仅仅是河北省、浙江省8家养殖场之所为，但由于食品安全监督不严，以及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所有鸭蛋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全国养鸭的农民因此大受影响！而笔者所知，年前一场猪链球菌而导致猪价大跌，到今天为止，猪价竟然还没回到当年的价位。由于利润低微，广东很多猪农只好弃猪而去。违法者固然可恶，但仅仅是少数啊，凭什么要其他遵纪守法的农民去承受市场机制缺憾带来的伤害？公共利益固然重要，但假如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个“公共利益”则很值得人怀疑了。
今年，国家在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不惜在政策上给予农民更多的优惠。但结果如何呢？当工业飞速发展时，农业发展却如蜗牛般爬行，而且，城市之富与农村之贫在不断拉大差距，农民更加不愿当农民，农民宁可跑到城里去当一名缺少尊严的农民工，也不愿守着那几亩地那几口鱼塘。为什么呢？答案简单之至:当农民太难了，当农民风险太大了，当农民不容易啊！
从古至今，农民的收成，除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作之外，就要靠“老天爷”的恩赐了。我们可以轻易地批评农民为什么不建立行业内部的风险机制以抵御市场风险，但问题是，当农民大多以小作坊形式运作时，谁来牵这个头？有关部门是否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给予行业指导和政策支持？当社会出现某一行业的利润率严重低下时——尤其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农业，政府更应该少一些口号、多一些具体措施，如建立农业风险基金、实行养殖业补贴等。
农民之“苦”之“痛”不除，则整个社会之和谐纯属一句空话！
陈德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