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政协委员提议向女性吹口哨属于性骚扰范围。近日提请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将“性骚扰”的涵义写进了地方法规。（11月30日《新京报》）
好在我不会吹口哨，不知道接下来“暗送秋波”是不是也得定个“秋波骚扰”了，那估计墨镜商家会商机无限吧。按照此般立法倾向，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就是“顶级性骚扰”的
楷模了，他估计也不会吹口哨，但一听说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最后竟双膝跪在美人前叹曰：“食色性也”，这“骚扰”比“口哨”升级多了吧，奈何彼时不兴炒作和索赔，南子还傻乎乎地只以为自己的“魅力指数”无与伦比呢。但问题是：如果“吹口哨”构成“性骚扰”罪，那么，你穿得花枝招展的构不构成“引诱骚扰罪”呢？因为按照这个立法逻辑：如果我们说当事人对一声“口哨”感觉不舒服了、感觉自己被侵犯了，便构成了法律上的性骚扰，那么，这种高度依赖心理感觉和情绪的“骚扰事实”就充满着当事方的自由裁量，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口哨”的含义既可能是赞赏、也可能是贬损、还可能是轻佻，“吹”者的心态是“被吹”着能准确衡量界定的吗？换句话说，会不会有很大的可能把人家的赞赏误会成骚扰呢？如果真是这样，此般法律的搞笑性和无聊性就足以让“口哨骚扰”成了纠结不清的辩论场了——再推一层：既然你觉得我可能骚扰你，我为什么不能觉得是你在勾引我骚扰你呢？
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了“性骚扰”的困境——一方面是明晃晃的骚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的确需要权利救济；另一方面，我们具体界定后又把自己弄得动辄得咎，让悖离了法律威严和正义。问题何在？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性骚扰”的厘清与反思。譬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性骚扰”的早期界定是：男上司或男雇员用淫秽的语言或者下流的动作挑逗、侵扰女雇员，甚至强行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之后的概念扩大也一直很谨慎，用到的是“侮辱”、“性行为”等。遗憾的是，有一个关键的底线被我们的立法界忽略了，那就是——“性骚扰”与否首先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只有当“骚扰”对民法上的人格权构成严重侵害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且，设若要严格法律上“性骚扰”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就必须将性骚扰所侵害的客体从人格尊严等人身权利中甄别出来，否则就不能专门把性骚扰这种侵权行为在特殊法中加以规定。依照现代法治理念，穷尽一切手段维护的是公众的一般自由和普遍权利。
“口哨骚扰”之惑实质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之惑。孔子讲“以德去刑”和“无讼”。法律不是社会秩序的万能调节器，“泛法律化”的道德诉求，就等于由伦理道德取代了法律，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也加大了公民的守法成本。毕竟，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厘清道德和法律各自调整的天空，是充分保障法律严肃性的必要，也是充分保障道德选择广泛空间、承认道德上意志自由的需要。如果吹一声口哨就构得上“骚扰”，只要明星心情不好，演唱会现场的粉丝们就等着收传票吧。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