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西安事变70周年之回想

　　西安事变，一晃70年。70年前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它是中华民族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今日，“历史的转折——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西安、南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一些值得关注的书籍也陆续面世：由杨虎城次孙杨瀚所编写的《杨虎城大传》一书在西安首发，而杨奎松所著的《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一书，在南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说：“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张学良就是这样的有肝胆之人。“国家的安危就是最高法律。”这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查士丁尼一世说过的话。张学良就是看清了国家的最高安危。而对于当时处于艰难境地的中共来说，西安事变的作用，就是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围着一个点——张学良是否成了中共党员、沿着一条线——张学良与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披露了种种内幕。该书通过文献档案告诉我们：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中共中央亦有意吸收其入党，但最终却是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也不难理解，那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张学良入党之谜”其实也不算是一个“谜”。

　　这些年来，学界不仅争议张学良是否中共党员，对于事变后张学良为何亲送老蒋回宁，也是颇多议论的。张送蒋回南京，踏上了“束身归罪”之路，迎来了地球人都知道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活；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为何？

　　黄华提出的看法是，张学良是“为了抗日大局”，我颇为赞同。他说，张学良的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领袖唯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恨之入骨；张学良踏上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见《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我看来，张学良先生实现了林则徐这一名言。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人类在这样的搏斗中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为了不让内战“扩大”，而在民族存亡关头团结一致对外，个人的安危死生又算得了什么呢？莎士比亚讽刺硬壳的甲虫“比奋飞的雄鹰更安全”，而甘愿做甲虫的，绝不会是张学良将军。

　　好人一生不平安。张学良是真正具有人生大格局的人。他以失去大半生自由的代价，换来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福祉。他是真正的“千古功臣”。幸好，好人一生最终也能走向平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终于重获了自由；直到时光进入新世纪，在2001年的十月金秋，在美丽宁静的美国夏威夷，世纪老人张学良安详地辞别了这个世界。“西望云天，不胜依依。”那超越了百年的高寿，是这个纷扰世界对他的应有回报。

　　让我们记住罗曼·罗兰的话：真正的英雄，并非以强力称雄，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