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环境保护当遵循疑罪从有的原则

　　针对不少省份要求退出绿色GDP核算试点，昨日《新京报》发表社论认为，要化解绿色GDP遭遇的阻力，最关键的一项措施是建立起合理的环境保护制度，为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如何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环保制度？

　　不少地方政府之所以对绿色GDP，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环境保护缺乏热情和动力，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环保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对一些地方官员而言，“保护环

境”是可能费力不讨好的“期货”业绩。

　　虽说公众在环保上的利益诉求值得肯定，但这种对环保的期许，整体理性之下却潜藏着众多的“局部不理性”。这也就意味着，当公众并不是具体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时，公众也有可能在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中，迷失了自己环保的价值诉求。求真的耐心容易被成功的野心绑架，适用的并不仅仅是受“可变现”政绩驱动的地方官员，更包括被憧憬物质财富冲昏头脑的民众。

　　正如环保的见效慢，环境破坏的“见效”也较慢。缺乏明确信号的环境和生态破坏，很容易在“集体不理性”的冲动下悄然发生。为防止这种在环保上的“集体不理性”发生，环保制度的建构就应当尽最大可能地遵循“疑罪从有”的原则。

　　具体而言，就是在环保问题上，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不能以简单的民主程序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实施，而是在构建公共表达平台的基础上，对环保尽最大可能地维护。任何公共建设项目和任何地方发展项目等，只要可能涉及环境破坏的，都必须纳入制度化的环保公共平台，以“疑罪从有”为原则来处理。

　　这不是对多数人民主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无原则式推崇，而是说在环保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在生态保护面前，人类的理性相比自然的诡谲，很多时候实在微不足道。

　　□志灵（北京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