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吁请最高法院关注邱兴华鉴定问题

　　方舟评论

　　郭光东

　　毫无疑问，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将是2006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案件。

　　自从今年“7·16”那个月黑风高杀人夜之后，邱兴华案可谓一波三折，折折引人侧目。由于行凶地、行凶对象极其特别，手段极其残忍，被杀无辜达11人之众，邱案惊动朝野。一审开庭当日，庭审进展罕见地现场直播，死刑判决也少有地当庭宣布。那时，人们无不为司法机关的“从重从快”而欢呼———一个“杀人恶魔”终于遭到报应，法的正义终于得到满足。

　　岂料看门道的内行竟从媒体展示的邱兴华“变态心理”中看出了破绽：邱兴华有极大的精神病嫌疑，而法律规定精神病人患病时作案是无罪的！于是，精神病学专家、律师、媒体的吁请，包括日前法学五教授的公开信，都主张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凶手给予精神病鉴定。至此，原以为铁板钉钉的死刑判决顿成悬疑。

　　邱案性质的大逆转，仿佛是上天的一个恩赐。在鉴定之争中，人们从猎奇心理转向对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的争论与探寻，公众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

　　在这一逆转中，人们会意识到，主张给邱兴华做鉴定的人，并非决意要为邱兴华“脱罪”，也非仅为邱兴华一人的生死挂怀。他们奔走的是哪怕“最坏”的人，其权利也必须得到最严格的司法保护；他们呼吁的是国家法治的昌明，惠及的将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人权。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不给邱兴华做鉴定，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无从保障，法的另一种正义———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正义就无从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围绕邱兴华的鉴定之争，“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的现代人权观念在全社会得到了一次深度检视，我们也从中恍然发现，“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观念还有广泛的社会根基，很多人对精神病人的“法律特殊待遇”甚至还一无所知，精神病人无罪后的强制送医机制还极为匮乏。

　　不过，邱兴华案终将变为一种社会机遇。类似的机遇是国人记忆犹新的辛克利刺里根总统案，辛克利因被鉴定为精神病而免责，从某种程度上讲，邱兴华也许就是“中国的辛克利”。得益于邱兴华案的极高关注度，中国社会正在上演一场自发的法制教育情景剧，其效果将比任何一次政府的普法活动都显著；司法机关也可经由此案，展示其维护法律公正、保障人权的决心和作为。

　　邱兴华案正在从坏事变为好事，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坏事变为更坏的事。二审法院不给邱兴华做鉴定并非毫无可能。法官快速结案的冲动，不当的“错案追究制”的掣肘，所谓“民意”、“民愤”的牵制，都有可能促使院方草草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因此，我们吁请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这一全国人民都关注的疑案。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说，“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经得起历史检验。”当此关头，我们更能体会到国家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这一决策的英明。如果邱案的死刑判决在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之后作出，那自然还会经由最高法院复核把关。而且，那也将是宣扬死刑统一复核意义的生动案例。

　　但是，如果陕西高院在此之前不做鉴定即判邱兴华死刑，我们吁请最高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立即行使提审权，提审这一人命关天案件。我们认为，慎杀，也应当体现在邱兴华身上。

　　不过，我们首先还应寄厚望于陕西高院，寄望于陕西高院能让程序的正义、法的正义以全国人民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邱兴华乃“一介草民”，无权无势，且“精神病装是装不像的”，经过严谨、客观、公正的

　　考察人类司法史，越是重大、复杂、敏感的案件，越能产生伟大的判决。可以说，邱兴华也给了陕西高院一个机遇，我们寄望一个伟大的判决从陕西高院诞生。那样，邱兴华案就不仅是本年度最受关注的案件，也必将彪炳中国司法史！

　　邱兴华惨无人道，但邱兴华案的机遇价值或许还在于，以邱兴华的恶，反衬出国家的善。我们现在不是在热议“大国崛起”吗？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乃至富国强兵都不足以使我们成其为大国。只有在一个个邱兴华案中点滴展示出的法治、人权的涵养，我们的祖国才会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为世人推崇的真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