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分别在湖北、山东接受审判。面对高官腐败，最高法、最高检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这个司法模式就包括异地审判制度。
异地审判制度，由于反腐败效果较为明显，因此颇得社会好评。然而，面对异地审判制度，还有一些声音我们不得不重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指出：“高官腐败进行异地审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邵道生的这番话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中央指令难以落到实处的困境；其二，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央对地方司法不信任，不仅是对高官的腐败案件。早在2003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使用直接查、督办查、异地查、异地起诉”等多种手段，加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力度。今年11月23日司法部要求对重大黑社会头目实行异地关押，也是一个例子。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中央在司法工作的督察也是很好的例证。其实，对地方司法公正不信任的不仅仅是中央，老百姓对此也不十分信任。在审理高官腐败案件的时候，中央担心地方的权力干扰、人际关系网干扰，其实百姓在普通的刑事、民事案件中也有担忧。最近几年，发生的武汉中院窝案、深圳中院窝案，更是降低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异地审判的实质是追求司法公正，如果说高官异地审判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那么司法独立就是重塑老百姓对我国司法公正信心的需要，因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在我国的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法院所赖以运转的人、财、物等司法资源都为地方所掌控的情况下，怎么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司法独立的问题如不能尽早解决，不仅在反腐败方面，而且还会在更多的领域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老百姓呼吁和要求异地审判。因此，高官异地审判制度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治本之策。
我们期待异地审判仅仅是重建司法公正的开始，我们也期待异地审判不要成为一种制度，而应尽早退出历史的舞台。（叶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