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成本外部化问题缘于中国的凑合文化

　　数年前，我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聊到当代中国问题。他说我国很大一个问题是成本外部化。当时没有深聊，但觉此话耐人寻味。仔细琢磨，情况确实如此。

　　我国的成本外部化问题确实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为了个人政绩而大兴土木，造成了成本，但往往需要百姓为其埋单。

　　再拿我们个人来说。我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往往能够看到街道上随地吐痰，路人往往不得不侧目而过。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溪上游有人倒马桶，下游则有人挑水饮用。上海的小巷口，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许多条铁丝从这边墙头伸到那边墙头，上头则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被单，有时还净往下淌着小水滴。北京的街头小吃铺，食客大口咬着羊肉串，而把纸巾扔得四处都是。

　　企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国众多厂商的产品之所以卖得便宜，与污染负担外部化有关。企业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防范和减少有害排放物，从而污染了河流和海域。这样一来，虽然厂家节约了成本，但对百姓造成了大量污染。东部地区许多民营企业，政府官员需要对企业主说些好话，求企业为部分职工上

养老保险，以便政府官员能够向上面交差。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大量出口产品的工资附加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出口部分是以未向工人提供养老保险为代价的。

　　上面一些事例都说明成本外部化给我们的经济与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既知成本外部化之恶，就应追求成本内部化之善。成本内部化，无非是让制造成本者自身来承担其成本。

　　要达致成本内部化，方法很多。对于污染成本的内部化，最容易想到的是政府解决法。比如经济学家一般提出通过征税的方式，使得所计征税额与外部化的那部分成本一致，也就是等于全社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与排污者所承担的私人成本的差额，这种税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Pigou)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庇古税”。

　　政府解决法属于罚款法。与此不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则提出市场交易法。具体思路是在排污者和受害者产权明晰前提下，由双方自行谈判来决定污染成本的处理和赔偿问题。此外，按照《京都协议书》的规定，所有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削减5.2%.一些国家签署了《京都协定书》之后，就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证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污权。

　　在限制政府的形象工程方面，政治学家提出要加强百姓对决策的参与和监督，也就是加强地方民主对地方财政效率的约束作用。

　　对于个人的“缺德”行为，伦理学家则提出要有道德教化。确实，“仁、义、礼、智、信”的修为可以帮助解决我国的许多成本外部化问题。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在我国之所以备受青睐，也与国人憧憬其中所展示的、国人正缺失的传统道德价值有关。

　　但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在达致成本内部化之路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敌人，就是国人自己。胡适曾经于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大出风头，名扬一时。其实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差不多先生”的数量之多，行为频度之高，决定了我国存在一种后果严重的群体文化，那就是“差不多文化”、“凑合文化”、“将就文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成本外部化问题，国人采取的多是“差不多”态度、“理性无知”的态度，缺乏公共参与意识。

　　要使得成本内部化，得从革命“差不多先生”和“差不多文化”做起。

　　□冯兴元(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