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记者鼓励姜振东自首有什么错

　　当面对一个有倾诉欲望的在逃嫌犯，倾听者该不该报告警方？对待“信任”，是否应该有底线？是否可以有一个通用守则来指导这种涉及犯罪的“倾诉”？2006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记者王东红历时3天，劝说潜逃两年半的嫌疑人姜振东投案自首。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把此举说成是“背叛和出卖”。王东红很委屈，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法律与道德完美结合；警方很生气，认为徐友渔是在散布消极言论；徐友渔则告诉记者，他的评论已经很客气了。(1月4日青年周末)

　　就王东红劝说姜振东一事来说，姜振东之所以打电话给王东红，并非出于报料的因素，而是对于法律的迷茫，还因为对记者的信任，同时也是对该栏目的信任。记者鼓励姜振东自首，这不仅仅有助于实现法律正义，也是促使姜振东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应该说，记者的这种举动于情于法，于个人于社会，都是值得鼓励的。

　　退一步说，如果徐友渔先生的“告密理论”成立，那么现在许多国家的警方频频出示悬赏公告，鼓励公众举报在逃疑犯线索，那是否意味着是在倡导告密文化，而不值得提倡呢？那我们这个社会最终是否会衍变为犯罪分子的天堂呢？

　　不可否认，记者的职责要保持新闻的独立性，要求他们尽可能不将个人情感渲泄于新闻事实之中。但这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设想，事实上，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记者首先是一个生活成长在社会肌理之中的人，同样有弘扬正义、维护法律正义的义务。曾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照片《饥饿的小女孩》吗？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这幅照片在给人们带来巨大震撼的同时，作者凯文•卡特同时还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身在现场，为什么不去救救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普利策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路。记得前年，厦门一位记者因为守株待兔拍摄雨中骑车人被绊倒的画面，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质疑。

　　窃以为，徐友渔先生的坚持大抵是出于对“深喉”的敬重，保护“深喉”这确实当是我国现今法律制度的一大缺失，但“深喉”与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报料人，只是因为材料重要极可能遭到打击报复，不利于更多的人伸张正义；而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法律对象，倾听也可能促进当事人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因为缺少外在的动力和强制力而显得过于苍白。但无论是“深喉”还是犯罪嫌疑人，倾听的前提必然不单单是图个爆炸新闻，同样蕴含着促进社会正义的更深诉求。

　　法律正义之上，曲意逢迎的道德还算得是正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