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黎：集体无意识是对权力文化的集体过敏

　　在人力资源无限供给、“岗位资源”空前稀缺的当下，国人对于就业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达到了空前的热度，也产生了各种层出不穷、似是而非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成果。其中最新的一项，是由来自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政法大学等的权威专家组成的“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抛出的惊人结论：经调查，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国人对于歧视的“集体无意识”。（1月5日新浪网）

　　“集体无意识”论出自权威专家，当然有其缜密的数据和严谨的推理作为依托。然而，“集体无意识”貌似公允，其实却打错了板子。“集体无意识”既出自国人，当然包括“招聘方”和“被招聘方”两个群体。“集体无意识”一个板子打到了“招聘方”的“无意识”歧视，一个板子打到了“被招聘方”的“无意识”被歧视，好比医生的处方，起头写下了患者的名字，落款署上了医生的大名，却唯独忘了填上中间的“内容”——患者到底得了啥病？病根在哪儿？如何医治？

　　并且，“集体无意识”论出自专家，也确实透着股精英阶层“俯视”平民阶层的权威和武断。国人既然“集体无意识”，当然首先应该反省自身形成这种“无意识”的思想根源，反省自身面对歧视而不反抗的麻木和不作为，更要反省这种“无意识”对于国人的侵袭和毒害之深、之广。于是，国人——无论是“招聘方”或“被招聘方”各打一大板，除了深刻反省各自如何参与和最终助成这种“集体无意识”，再没有别的选择和借口了。

　　然而，该打板子的真的是这些同样被“集体无意识”侵害的“招聘方”和“被招聘方”的国人吗？是谁带来了这种“疾病”的病菌，是谁将它广为传布，又是谁麻痹了我们识别这种“疾病”的感官和判断？

　　这样的罪魁祸首偏偏有一个动听的名字——权力。无论是“招聘方”还是“被招聘方”，表面上对立的两个群体，其实都是它俯首帖耳的子民，其实都是这个“病菌”侵害下不同表现症状的“病人”。

　　在我们这个自古“权力决定一切”的国度，“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已经渗入每个国民灵魂的深处。“可以说当今之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由于社会分工而享有的权力，既为自己捞取利益，又在施虐于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处处显示出麻木、忍从的奴相。跟阿Q似的，在对他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报复中，赢得精神的补偿与自慰。由此形成恶性的循环。”——钱理群先生多年前对于权力文化的这一论述，至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于是我们找到了各自的角色定位：“权力文化”既分配我们每个国人成为权力的“上家”——即暂时“享有”权力的“利用”和“施虐”方，也同时分配我们充当权力的“下家”——即暂时“不享有”权力的“忍从”和“受虐”方。然而，无论“享有”抑或“不享有”，不过是暂时的状态和格局，权力文化所形成的恶性循坏的玄妙之处，即在于这种循环双方角色的不断转换和彼此互为因果。试问，倘若“被招聘方”某日摇身一变，成为享有招聘大权的“招聘方”，是否还能秉持“穷小子”时的立场，对于新的“被招聘方”不再歧视、网开一面？又或者，倘若“招聘方”某日偶遇不幸，沦落为对于招聘大权只能干瞪眼的“被招聘方”，是否还能继续耀武扬威、大玩名目繁多的歧视花样？——只怕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新奴相”和“新主子相”了！

　　正是通过这种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各种行为的循环往复的“权力文化”的展示，每个国人都体尝了权力文化的“集体滥用”，也同时形成了对于权力文化的“集体过敏”。而此种“滥用”和“过敏”，如何能够巧妙地归纳为“集体无意识”？而分明是国人在权力文化挤压下的一种无奈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虽可嘲笑，但万不该将谴责的板子一味地打在国人身上，放任“权力”的病根逍遥法外而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