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问责制有利于遏制警察滥权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巧俊

　　题由：日前，公安部党委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所队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明确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规定凡发生包括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等五种情况的，所、队长要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并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

　　公安部这个规定一出，却遭到网友几乎一边倒的责难。其实这个规定的确有利于公安基层所、队的党风廉政建设，减少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此类现象的发生，是给“乌纱帽”上“紧箍咒”。

　　通过明确基层主管部门的领导责任，来控制种种警察滥权现象，就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好制度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种好的举措。一名县公安局长曾对笔者说，这几年社会治安好转就是因为有了问责制，他曾在全县公安基层所、队长工作会议上说：“如果我因基层警察滥权引咎辞职，那么在我辞职之前，我就要先拿你们‘开刀’。”可见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还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落实到实处，如果能落实到实处，是可以成为遏制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

　　网友的质疑是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这本身就是违法，难道就只引咎辞职？这不是逃避罪责,辞职了事，袒护吗？我想这是网友误解了这个规定。公安基层所、队如果出现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直接责任人当然要依法惩处，该判的就判，该掉头就掉头。而负有领导责任的所、队长显然不能高高挂起，就要因此而引咎辞职。如果直接责任人是所、队长，那就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了，等待他们的同样是法律的严惩，引咎辞职的就可能是更高一层的领导。责权对等，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法则。我们应该知道，最能制衡领导行为的，莫过于落实领导责任。领导岗位责、权、利的三位一体，决定了“责”应是第一位的，因责而施权，因责而获利，同样也应该因责而受罚。

　　当然，网友的担心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公安部出台这样一个规定，是不是会真成为一些所、队长逃避罪责的借口？这就必须理清责任关系，所、队长是直接犯罪，还是犯渎职罪，还是负有领导责任？不能因辞职而一了百了，更不能成为豁免相应法纪处罚的借口。假如辞职成为公正处理的“遮阳伞”，不但影响了问责的效力，而且容易让真正的责任人“金蝉脱壳”。应该像交警部门处理

　　怎样看待公安部这个新规定，可用“理清责任”来解读。在一个追求公平、有序的社会，理清责任是维护社会公平的第一要义。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区分责任关系，才能更好地达到整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