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荣：民工亲子沟通，关键不在于电话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农民工子女问题课题组向北京市科协“七大”提出的提案中建议，给民工提供基本的电话费用，指导有子女的农民工进行科学有效的亲子沟通。（据《北京晨报》1月13日）

　　我从心底里对课题组成员表示敬意，可惜的是这一建议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如果要真正实行的话，带来的诸多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首先，电话费由谁出？外出的农民工数量是庞大的，其“留守儿童”的数量同样是庞大的。其次，电话费如何给？即给的标准如何定，每一个农民工领到多少电话费，让其每个月通几次电话，每次电话要通多长时间？第三，如何保证该电话费就是用在亲子沟通上？此外，发放电话费也是一项费力的工程。

　　教育子女是很复杂的事，总得来说，父母与孩子经常相处、沟通能够使孩子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自己也知道教育子女的重要，他们也知道将孩子扔给老爸老妈，不是件明智的事。可有什么办法？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养家，不得不忍心离家远走，不得不远离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困境面前，教育子女是要被让位的。

　　退一步说，即使拥有了电话费，又如何？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每天都能和自己的孩子通电话，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另一方面，教育孩子仅靠电话是不行的，要面对面的交流才行。孩子出现什么异样，也要面对面的观察、交流才能解决。电话交流是无济于事的。

　　民工的孩子同样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农民工子女问题课题组于2005年和2006在北京、重庆和贵州三个省市，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布点和采样，发现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严重的问题。“各地公安系统对未成年人盗窃、抢劫类犯罪统计，有些县城中甚至有60%以上的案件是留守儿童作案。”

　　解决民工子女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城市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心。尽量的容纳农民工的子女，而不是有意的提高其就学的门槛，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是说取缔就取缔；其次，农村的教育要发展。新农村建设，关键还在于农村教育。新农村应该有新教育。农村的教育发展了，孩子的不良问题会相应的减少。

　　民工亲子沟通，关键不在于电话费，而在于社会为民工考虑得太少了，做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