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企业家推进中国体制转型

　　在“官员经济”中，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与企业组织层级行政化均是常态，行政化的企业官员根本无以真正成为对市场经济高度敏感的企业家或经济型企业家，行政化企业的效率亦因此普遍低下。而在“企业家经济”中，经济型企业家依其天然具有的冒险与创新精神，在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中动态地实现报酬递增的经济结果，并以此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主体。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命题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关系 ，其要义即在于由“官员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以政府作为行政选择主体与过度耗费资源向以经济型企业家作为市场选择主体并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向转型。为此，“企业家本位”必须得以强化，而“官本位”必须予以淡化。

　　(二)

　　在现有体制下，个体的政治与经济欲望以及体制外制度竞争者难以挑战庞大的既有规制系统。令人欣慰的是，相关个体与组织常常基于自己的意见参数而卷入政治活动，并尽力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但对于诸多公众而言，其常常会对既有权势体制采取不予以关心或予以容忍的态度，即所谓选择理性的无知，这无疑是对权势体制的助长。好在当既有权势体制强加的成本大得让人委实难以承受之时，人们即极有可能组结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寻求政治伸张。至此，机警的政治企业家会充分捕获信号，并适时适地且浓墨重彩地出现。政治企业家是政治家、体制官僚以及正式行会与特殊利益集团之外的民间政治领导小生，其基于个体政治欲望与经济诉求以及其它报偿而面向公众承诺改变陈年旧制，其行事的实质在于承担一个政治掮客的义务与责任。纵然如此，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社会中，政治企业家常常会因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正过程而功不可没。对于转型中国的民主政治或公共政治的发展而言，政治企业家当然不可或缺。

　　(三)

　　一定时点或现时的企业家成长是企业家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在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之下的企业家供求力量双方达成的博弈均衡。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则意指体制结构中企业家主导类型的历史性更替，其要义在于企业家从先前的形态向当前的形态演化。在一个体制结构中，企业家类型的主导与否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其对体制转型的前瞻性与革命性有无决定意义。一种新生的企业家类型即使数量有限，但其如果明示了体制转型的极大前景，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实现与推动具有重大意义，则该企业家类型即成为该体制结构中的企业家主导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企业家的历史性成长显然较企业家的现时性成长更具终极意义，但企业家成长结构的优化必须基于其历史基础与现实约束。对此，转型中国亦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