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季羡林坚辞三大桂冠让谁羞愧

　　95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最新作品《病榻杂记》近日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病榻之上，老人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如此恳切而执著，谦逊而决绝，大美而不言，令人肃然起敬。(中国新闻网，2007年1月7日)

　　季老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现出版有《季羡林文集》24卷，散文集20余本。近日上市的洋洋24万言的《病榻杂记》更见证了老人的笔耕不辍。基于其学术成就，也基于十几年前老人就开始力推国学，季老被誉为“国学大师”。

　　但老实说，季老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国学。连季老自己都说，“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

　　季老的主要学术成就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东方文化研究等方面，主要著述有《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大唐西域记〉校注》等，并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在此领域，他堪称学界泰斗，亦是实至名归。然而，老人却要主动摘去这一桂冠，不能不说是一种守拙淡泊、有大美而不言的学人品格，唯有真名士才具有的风流洒脱。

　　称季老为“国宝”，笔者理解，不单是老人精通英语、德语、梵语、法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多种外语，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等方面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老时所评价的，“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7日)

　　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即使遭遇不公正待遇和任何艰难困苦，也未泯灭学术良知和做人的尊严。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老人却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居然主动要求摘去“国宝”桂冠，倒是令人窥见了一颗赤诚的童心，一种学人的幽默，一种寿星的智慧。

　　其实，季老不止一次说过：“不要提什么‘国学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燕赵都市报》，2006年2月10日)但封号尊师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个通病。后生们对自己的先生总是五体投地、礼拜有加，却普遍缺乏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和气象。给师长加“大师”桂冠，既出于对长者的崇敬，可能更出于一种“沾光”心理，一种媚态和奴性。

　　媒体和出版界也习惯于“造神”，其主旨是为了吸引眼球，为利益所驱，“拉大旗作虎皮”。对于学术前辈和寿星，抑或是故去之人，国人喜欢说好话，阿谀逢迎之。说穿了，是因为我们太缺乏大师，而国人又习惯于偶像崇拜。没有大师就找不着北了，就自己加封，以制造虚假的繁荣、虚拟的高峰。好虚名，慕虚荣，装腔作势，自吹自擂，炫耀张扬、闪展腾挪，以大师满天下骄人傲世，表现了一种典型的弱国心态，一种自卑心理。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原来，季老追求的是内心的和谐，崇尚的是淳朴恬淡，欣赏的本色天然，心仪的是身心自由，更值得敬之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