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陵：季羡林辞去高帽无须人为拔高

　　这是近日发生的轰动学界、文坛的文化事件：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了请辞“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三项桂冠的文字。

　　对季老这段文字，舆论解读不一：有说是文人“自谦”的，有称道这是“说真话”，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世纪老人对时下追名逐利、浮躁炒作之风的贬斥，对纯净学术环境、讲求学术品格的深切呼唤。

　　可也有人指责，如此好评如潮热议“三辞”，是让季羡林旧帽未摘新帽又戴(1月13日《南方都市报》)。细细研读季先生一生，我以为这观点不无道理。

　　季羡林的“三辞”，不过是历经“灰黄”的自知知足。季先生曾说过，回忆童年，他的眼前没有红的绿的，只有一处灰黄——儿时那破烂篱笆掩隐的家。在山东穷地方中，他的家乡是最穷的，而在全村中，他家又是最穷的人家。父亲病逝后，他6岁就离开老家，投靠叔父。刻骨铭心的苦难，让他一辈子记住了那“灰黄”。无论是只身远渡重洋去德国

留学，还是“文革”期间遭受凌辱，那“灰黄”始终支撑着他的脊梁。直到今天，那“灰黄”还影响着他。以致买一台极需的冰箱也被他视为奢侈。苦难，让季羡林知足。

　　季羡林的“三辞”，不过是“及格好人”的率性表达。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的人是一个及格的好人”。季先生一生培养弟子6000,其中有几十人成为驻外大使；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者，季先生被别人加给头衔，最多时竟达到二百多个，可他却从来不在意，为人也无半点架子和派头。走出书房，他就是邻家小女孩小顽童的好朋友。在学校，他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工。

北京大学曾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新生报到，托付身边一位师傅模样的老头儿照看行李，这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开学典礼，那位同学惊讶地发现，那位被叫了给自己看行李的老头儿，竟是学校的副校长季羡林。季老平和、宽厚、朴实性格的背后，其实是做“及格好人”的自处低位。

　　季羡林的“三辞”，不过是追求“过程精彩”的重申。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季羡林的人生观中更多融进了看重“过程精彩”的人生理念。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他主修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还选修了其他的课，负担已经很重，可当研究吐火罗文的老教授要他承继学术研究的衣钵时，他又欣然接受。留学12年，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无心旅游、娱乐。回国后，为避免研究分心，他独身过了16年。他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工作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需要。一座学术高峰，就这样在“过程”的精彩中自然耸立起来。而季先生看重的，却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季羡林的“三辞”，也是对人生透彻了悟的清醒。整整一个世纪，季先生经历的太多。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有多少大师、豪杰、强人、达官的影子？他看得太清楚，人的走运与倒霉，看似不相干，却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用他的话来说，“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之安危，得意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怎二两二锅头了得，可今日安在！在他看来，打破头地追名逐利，可笑可悲也可怜。

　　季先生的“三辞”确乎无须人为拔高。“三辞”，并非季先生借以“表现”自己、对别人对社会现象的贬斥，而是季先生人生观的自然表达。知识分子、文化学术场中人，何妨品味季老的一句话：“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