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理性审视政府公开指责媒体

　　“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上述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无庸讳言，在当前的舆论生态中，张桂芳此番针对媒体的说辞，是很容易招致批评的。因为，随着社会、个人力量在国家框架中的崛起，以及相伴而来的观念革命，公众已经养成了一种难得的媒体理性：媒体固然是政府的喉舌，但也应具有高贵的独立性，否则，所谓“舆论监督”就无从谈起，公众知情权就是一纸空文。作为政府来说，应当剪除那种不合时宜的“控制”意识，给媒体一个自由而宽容的空间，在纷纷扰扰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强力和铁碗而达成谅解和共识。

　　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媒体理性，张桂芳的说辞招致批评也就在所难免。

　　在此，我不想“随大流”，加入批评者的行列，而是想阐述一下张桂芳怪罪媒体的积极意义。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我刻意唱反调，也不是野心勃勃地“言人所不能言”，更不是为张桂芳辩护，而是想绕开批评的声音，尽量挖掘出或许被遮蔽的“其中的真意”。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政府公开指责媒体的行为，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以前，谁见过一任政府曾公开指责媒体在政府施政中担当了负面的角色，至多也就是“私下”的“教训”吧。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相比以前的“内部纠错”，此番张桂芳公开责怪媒体就显示了不一般的意义，透漏了很多积极的信号。

　　我愿意相信，这次事件表明，广州市政府，至少是在张桂芳的意识里，政府绝对控制媒体的观念是松散而游离的，媒体并不是政府的“奴仆”，而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有着自己价值观和主体性的“社会守望者”——尽管这种意识是闪烁其辞的，还残留着“欲控制而不能”的无奈。如若不然，你怎么解释公开地指责？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原本是不必如此，可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

　　更需要提及的是，张桂芳此次怪罪媒体，很难说就是充满了刻骨的仇视，相反，从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委婉和劝诫，是给一个甜枣再打一巴掌的欲说还休，犹豫不决。历史地看，难道这种态度不值得我们高兴吗？况且，媒体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在一个法制和文明的社会，政府可以指责媒体，媒体也可以不听；媒体可以指责政府，政府也可以不听，这是太自然和正常的事。我们不能一看到政府指责媒体就怒不可遏，继而刻意渲染对立情绪，这只能说明文明的启蒙至今还任重而道远，只能造成对话言路的撕裂，消解政府宽容媒体作为的意识，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既然，文明大厦的建成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就应该倡导一点一滴的进步，强调“零碎的社会改造工程”。而对于其中闪现的些许善意、些许助力，我们理应抓住它，并不遗余力地放大它，以求它有一天能拨云见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显性意识”和“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