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大立：中国民谣，有一天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民谣既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它就不该枯萎，也不会是白日梦，即使今天它还无法怒放，但总有一天它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在刚刚过去的12月里，国内独立音乐的新血“十三月厂牌”终于化解了2006年的最后一个悬念。它出品的两张作品集，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和苏阳的《贤良》引起了乐迷和媒体的新一轮关注。（见本报1月13日报道《中国城市民谣，重新上路》）可以说，这两张专辑又一次及时地填补了中国当代民谣近年来的一个空白，它们让一种先天不足的门派再度颜面有光了。

　　“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事实。而另一个事实却是，“这一切”之恶化的情况虽然没有达到“那么糟”的程度，但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想象”中的那组数据。此刻，万晓利的态度是乐观的，但他一个人乐观的态度并不能全权代表一个行业乐观的进度。当胡德夫《匆匆》专辑在一年半内销量已突破两万张后，我们内地忽明忽暗的民谣又该怎么去想象前景，又该怎么去面对一切呢？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乐到90年代初的摇滚乐，我们内地的音乐业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走着一条从翻唱到模仿的道路。到了90年代末，民谣终于冲破摇滚的层层围困，杀出了一条生路。但与蓬勃壮观的摇滚乐相比，属于民谣这条道上的行者实在是寥寥无几。让我们把这辆还没有坐热的民谣马车掉转车头，数一数我们在这八年里出版过的民谣专辑总数吧，最后的结果有没有八张呢？

　　从1999年4月湖北西部土家族音乐人胡吗个令人哗然的“外地口音”民谣，到2002年12月小河与万晓利的超现实民谣双响炮，再到2004年9月周云蓬忠于现实原著精神的写实民谣，北京众多音乐厂牌中的“摩登天空”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界处坚决地立下了一块名为“中国民谣”的方向牌。我们无法做到每一年民谣唱片板块的更新，所以我们选择了隔年的跳跃式。在这种忽走忽停的节奏里，中国民谣既没有达到一个新高潮，也无法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揭开了一页新篇章。我们只能这样肯定：我们的民谣正艰难地朝一个新的轨道靠近。

　　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民谣音乐人们始终只能在酒吧里自弹自唱。河酒吧和无名高地是其中两扇重要窗口。2005年3月，上海举行的“中国都市民谣节”再次加重了对民谣在中国大地生根一种肯定的语气。同年5月，当周云蓬与罗大佑、黎小田、黄耀明、陈姗妮站在某音乐大赏的同一个舞台上接受中国音乐业的检阅时，中国民谣也就意味着开始进入了一条正轨。

　　在2006的一年里，中国民谣继续扩大着几年来积累的战果。在没有民谣新歌的日子里，民谣代表们的演出接力赛便显得更加醒目了。

　　在这些热闹起来的群体亮相中，一些新鲜的面孔不知会带来多少转机。

　　到去年秋天，佛山电台的“城市民谣夜”节目就已开播十周年了，这个“十”是让人敬畏的，因为它没有对比的数据。这档关注本土音乐创作的节目甚至还发表了两张名为《野百合》的民谣合辑。这种自力更生的行为即使在全国同行中也闻所未闻。而大环境对其不闻不问的态度决定了它的传播途径与力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佛山“城市民谣夜”的处境，在全国又岂止是个案。这种绝地求生的边缘决意，注定了民谣既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它就不该枯萎，也不会是白日梦，即使今天它还无法怒放，但总有一天它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邱大立（广州乐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