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昔人已逝火尽薪传

　　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昔人已逝，火尽薪传 薄一波老人对中国经济恢复的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度过99个春秋之后，薄一波老人去世了。他不仅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也是新中国经济奠基者群体的杰出代表。薄一波作为新中国经济奠基者群体杰出代表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完成经济恢复，“一五”时期建立相对系统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以及推动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用几个月时间就统一了全国财经体系，又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控制住了肆虐12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在1949-1952年间全面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

　　相比之下，

二战之后的欧洲国家中，除了比利时因为受战争破坏甚少而只用两年时间完成经济恢复之外，其余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一般用了四五年时间乃至更久，少数国家则在10多年之后农业尚未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如同中国那样是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同时开展经济恢复的。“财力资源是国家的神经”——作为当时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老人对

中国经济恢复的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完成经济恢复并将军事威胁从鸭绿江边推到三八线以南之后，中国在1953-1957年间投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之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支出总额766.4亿元，折合7亿两黄金，投资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其效益即使在数十年后也经得起客观、严格的审视，中国现代经济体系也第一次初具规模。作为“一五”计划编制工作6人领导小组成员，薄一波再次作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不是30年的成就，而是57年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进步是在此前业已建立的完整产业体系基础上取得的。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需要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前人的努力作出客观的评价。无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初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政府全面管制经济运行一切环节为特色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始构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许多事物，穷其起源，最终会发现它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的，经济体制亦不例外。如不考虑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仅仅依据某种理论构想作出的制度安排——假如它曾经存在过的话——迟早必然会在环境的逼迫下进行适应性变革。“社会主义(实际上指苏式赶超战略)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这段评价揭示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特点。

　　因此，所有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经济基础的历史使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又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了现成的丰厚组织资源，这两点在前苏联、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大国表现得尤其突出。与其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某种理论模式建立的，或者是照搬某种外来模式的“舶来品”，莫如说它是领导层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认识水平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符合实际。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拘泥于全盘照搬当时显得相对成熟的苏式体制，而是根据中国实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又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革结束之后，薄一波老人复出，与新中国经济奠基者群体的其他重要人物一起，他们又在自己亲身探索的基础之上推动国家走向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副总理、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职务足以说明薄一波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作用。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世纪。就是在这个世纪，一大批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杰出代表。这个群体的一些身影逐渐逝去，但他们的事业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