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贫县豪楼的发现为何总在完成时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大楼整个建筑呈白色，又和美国的“总统府”有些相似，当地的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白宫”。的确，典型的欧式风格，巨大而整齐的草坪，高大华丽的围墙，又没有悬挂国徽，“要不是红旗，真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位村民半开玩笑地说。而就在这座耗资千万建造的“白宫”式政府大楼不远处的学校却是“破房水坑”。（1月18日《农村农业农民杂志》）

　　贫困县盖起豪华办公楼的故事绝非个例，在近年通过新闻报道揭露的贫困县盖豪楼，买豪车的还大有先例在，而且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贫县豪楼”这类悖论般事件的本身，也绝不是被媒体曝光，相关负责人被处理了事这样简单，值得反思的恰恰是为何这些“贫县豪楼”的发现总在“完成时”，“豪车”或许还能贱卖以弥补部分损失，“豪楼”究竟是该用了再说，还是炸了拉倒委实是件棘手之事，但无论如何，百姓的血汗钱是早已打了水漂。

　　政府财政源自百姓纳税，某种程度上，说百姓是政府的衣食父母并不为过。既然如此，政府就有责任善用纳税人的每一分钱，纳税人也该有权对政府用钱行为“说三道四”，甚至行使“否决权”。

　　但是现实的情形却是，一些地方政府一手掌控了财政大权，另一手却拉好“窗帘”，私自决策了财政的去向。往往是钱已花出，木已成舟了，纳税人才知道了财政去向有所知情，但对于业已造成的浪费也只能是望之兴叹。君不见，一些地区最豪华、最扎眼、最鹤立鸡群的建筑是政府大楼，而一些地方政府办公室的豪华程度甚至让当地居民都不敢进入。最不可理解的是，类似现象不仅富裕地区有之，连一些年年向国家申请助贫资金的贫困地区政府也是置校舍危楼、医疗短腿等“刀刃”于不顾，而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盖政府“官邸”和修豪华“包间”这类“刀把”上，还美其名曰什么政府的形象重于一切。居民可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一方官员却依然可以在星级办公室里安享“豪华”。

　　此外，长期以来，不少地区公务部门的花销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制约与评估手段，以致于这些原本来自群众税收的财政经费成为了部分地区政府部门的“私房钱”，“权力”代替了“纳税人需要”成为了支配“税款”的第一指挥棒。君不见，一些地方政府在民未富的条件下，政府大楼却盖成了标志性建筑，官员“坐骑”变成了豪华洋车。至于公款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这“三公”更是成了财政支出的重头戏，据相关媒体报道“三公”支出已达全国财政支出的30%。财政支出的随意性自然导致了行政成本的畸高不下，甚至因为“公共资金”完全被权力支配而不可避免的诱发腐败。而在这“税款”支配的整个决策过程中，纳税人竟然几乎完全不得而知，往往是木已成舟，豪楼现形，或者是贪官们东窗事发了，纳税人才通过媒体成为“最后的知情者”。然而事已至此，浪费的“税款”已成泼出去的水，要想补救则为时晚矣。

　　某种程度上，正是“税款”支配的“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状态才是纳税人“

维权难”甚至“无法维权”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公务机关本该对本部门的各项预算做事前公示并倾听民意，让纳税人参与到“税款”究竟该不该花，该花多少的决策中来。然而现实情形却是，预算时“笼而统之”，公示时“模而糊之”，花销时却“慷而慨之”，更有甚者，不少地方政府依旧“官本位”意识浓厚，至于“公仆”意识则完全置之脑后，不仅没有向纳税人主动公示“税款”去向的意识，连纳税人过问一下的权利也要一并质疑，如此“本末倒置、反客为主”正是“贫县豪楼”的发现总在“完成时”的关键因素。

　　笔者并不怀疑在官员中有权力善用的表率者，例如，延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公室都是两小间，面积总共不过20多平方米，且多年来一直是水泥铺地，白灰抹墙。问及何以如此“寒酸”，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侠说，办公室再小也不影响决策，钱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但是仅仅有善用权力的官员还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权力的善用，因为这毕竟还只是因人而异，缺乏约束的。而南京市则在去年2月21日起试行的《市级机关办公用房装修和办公设备配备标准》，上到市长办公室里的真皮沙发，下到普通办公室里的一张桌椅，都不能超过《标准》里规定的价格。“限额”与“定标”，显然是将对于政府的应有约束制度化，是保障权力善用的更为治本之策。

　　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要构建这样的“知情”与“论争”渠道，比如，政府的每一笔花销该如何公示？如何保障纳税人真正做到事前知情，并获得发言和参与决策的权利？纳税人所发之言，所建之议又有怎样的机制保障其能真正参与到决策中，即便建议被否决又必须经过怎样的流程，获得怎样的回应，以保证其公信可靠？某种程度上，民众知情与参与论争渠道的建成，才是避免此类“贫县豪楼”发现总在“完成时”的对症良药。

稿源：红网 作者：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