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银监会总算又进了一步

　　一些政府部门近日正在展示知错就改的勇气，先是建设部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废止了《关于征求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而后，商务部在1天之内撤下了《外经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挑战》的报告；现在轮到银监会，他们近日修改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取消设立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硬性规定。

　　银监会的举动更富建设意义。它展示了监管层对于内资信任的一面，尽管远没有给银行业改革的市场资源之争画上句号。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将

银监会此举视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标志。2006年年初，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发轫，出于以强硬的约束条件倒逼公司治理结构与境外上市的需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最佳选择。如今三大银行成功上市，合格境内战略投资者越来越多，银行业改革向城商行等金融“第三梯队”的纵深地带推进。此时再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必备条件，只能延缓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时间，未免胶柱鼓瑟。因此，去年年底批准成立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与江苏银行就没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实际上，一些地方商业银行的重组与并购也没有把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必备条件。

　　这样的解读令人愉快。但此轮金融业改革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焦点，即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否必须依赖境外市场资源才能成功？

　　如今答案未出，而银监会修改了相关游戏规则，未免令人联想到决策层态度发生了转变，可能境外市场资源不再是中国核心区域的金融业改革的惟一依靠。

　　在金融业改革的初级阶段，借助外部市场资源作为内部改革的动力可以被接受，但这种工具选择不应取代如下市场理念，即市场资源只有适用与否之别而没有高低之分，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为诱饵吸引外资打压内生市场资源是对市场公平原则的败坏。监管层监管的是市场秩序，而不是拿着有色眼镜挑选市场主体，前者是市场监管，后者是行政干预市场。

　　目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完全达到原先所设想的“引智”、建立现代金融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初衷。决策层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面临两难选择，既不能将国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拱手让人，还得借重国外的资金与技术进行改革。为此，监管层折衷设定了外资参股中国金融机构的比例。但早有人警示两头得利的风险是两头失利：首先，未获经营主导权的外资金融机构不可能出让核心技术，到目前为止，那些技术援助到底成效如何值得怀疑；其次，未能获得话事权的战略投资者必然要求价格贴水。

　　大规模引入境外战略机构投资者在银行业向纵深推进的当下显得不切实际。按照

不良资产拨备率等核心财务指标，我国112家城商行大多资质不良，在2006年年底无法满足资本充足率8%的监管要求。因此银监会设立退出机制，在2004年下达刚性任务，规定在实施贷款五级分类的基础上，各城商行应制定计提风险资产准备的五年规划和逐年度拨备计划，在2008年年底前分阶段完成不良贷款的拨备工作。将城商行视为一地经济命脉的各地方政府要完成这一使命，一轮新的并购重组大潮不可避免。

　　城商业已经是信用社改革之后的产物，但以国资主导的改革结果不堪回首，作为陪衬的民间资本即便入股也未能发挥作用，反而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以入股的小资金换回大笔贷款掏空银行。

　　这样的经历让监管层心有余悸，对内生市场资源产生深刻的不信任感，进而以外资为惟一依靠，但这样的反省路径显然是罔顾全部事实与市场逻辑的简单化处理。希望此次规则修订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不是时间压迫下的又一次权宜之计。

　　叶檀，女，《每日经济新闻》主笔，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