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刚：从“彭水诗案”看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本报评论员 吴志刚

　　从去年9月至今，“彭水诗案”可谓一波三折，此间行政、司法、舆论监督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笔者认为，“彭水诗案”最后的柳暗花明顺应民意，舆论监督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闻媒体锲而不舍地追踪报道，秦中飞此时完全有可能“诽谤罪名成立”而正在服刑。

　　我们至少应该看到，该案作为2006年度宪法案例，在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障方面，具有标志性事件的作用。期间各种权力的彼此制衡及此消彼长，为今后我国解决类似事件提供了有效蓝本。

　　首先，执政党权力、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调查组调查核实后认定，“彭水诗案”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官员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官员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官员意志。

　　此案发生后，彭水县检察院有关官员称是“无奈之举”。这名官员解释，公安局局长周明光兼任政法委书记，周亲自抓案件，原本公检法三家互相监督的单位，都在其一个人的管辖之下，监督功能自然失效。

　　其次，公民言论自由权与公权力的对抗。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以言论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权利。

　　作为一个小

公务员，秦中飞通过自编诗词表达了对彭水政治生态的看法，结果由于公权力被少数人的滥用，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如果没有秦中飞，中国人似乎淡忘了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与我们的现实还有什么关联；如果没有“彭水诗案”，人们不会，也没有意识到开放的中国，公权力对公民自由权的干涉如此之多。

　　第三，舆论监督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等公权力的有效制衡，应是我国现代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的事实，舆论监督权应该得到加强。“彭水诗案”正是经舆论关注，得到了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时任重庆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的关注，秦中飞命运随后出现逆转。应该说，上级党政领导顺应的正是舆论监督所代表的民意。

　　当然，“彭水诗案”也反映出一些地方缺少公共舆论空间。百姓用短信和互联网这些非正式的渠道，传播具有一定公共政治性的言论，难免出现信息的不准确性、观点的随意性和情绪性。因此，构建一个互动性高、受众主动性、参与程度高，让百姓发表正当言论监督政府，具有正确导向的舆论监督平台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