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一些官员到底在维护什么

　　作者：闵良臣

　　中国的言论、出版，实际上是有着两个部门控制的，也就是有两道关口。除了新闻出版署外，还有一个部门一个关口，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不是有宪法吗？

　　回答：有。

　　宪法不是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吗？

　　回答：是。

　　那为什么一个人或再加上一个部门，说没了这自由，就没了呢？

　　回答：不知道。或说知道，却又说不清。或说得清，却又不让说。

　　那么到底能不能说说呢？应该说能，只是不让你在平面媒体上发表，或说不让平面媒体发表你，其目的，就是缩小它的传播度，好让有些人继续愚民下去。

　　咱不求在平面媒体发表，咱也不求传播度，咱就说给少数人听，甚或自说自话，行不？

　　先说邬书林副署长这回可真是不划算，估计他现在还坐在他那宽敞的

客厅沙发上生闷气，觉得自己冤得慌。因为，其实，那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呀，而况他还是个“副”呢。他才不傻呢。这肯定是上面的意思。他不过出面做了一个“恶人头”，做了一个“代表”，再说得难听点，不过是做了一个“替罪羊”。但也合该他倒楣。谁叫他当这个副呢，谁叫那天是他出来念呢，谁叫那天是他做执行官呢？就是百年之后，就是民主自由的旗帜插遍了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天，人们一提起百年前这档子事，也还是会点他邬的名，而不可能去点幕后什么人的名字。

　　既然邬是代表、邬是执行者，那么，我们也就只好把邬看作一个部门一个组织。而这也更合乎实事求是些。

　　邬所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维护着什么。

　　维护着什么呢？邬知道，我们也知道，再扩大一点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如果让邬自己来说，他肯定会说，他是在维护安定团结。维护安定团结呀，谁能说不好吗？我也说好。但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说要维护安定团结，就要取消言论取消出版自由呢？就不让人畅所欲言呢？难道言论出版自由难道人们畅所欲言真的如“洪水猛兽”？真的与安定团结如此地“相克”吗？好像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甚至更多的例子来作证：不是。再说，邬就认为“维护安定团结”与言论出版自由和人们畅所欲言无法调和吗？我想也不是。邬是何等样人物，我一介平民虽不知他一丝一毫的底细，可他既然官至署长，再怎么着，也有着相当的认知水平吧。你去问他，我一万个相信，他也绝对不会这样说。那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们国家人口多，地盘大，现在大多数人的素质还不行，还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千万乱不得。民主自由当然是好的，不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社会喜欢它，我们这种制度也喜欢它。可现在还不行，还不能急，要慢慢来。正因为是这样，我们的民主自由程度尽管还不能满足很多人，但我们只能限定在维护安定团结这个框子内——超过了，就不行……

　　你看，邬若这样说，你能觉得不对吗？回答：对。可对是对，但这个“对”字首先是用违反我们的宪法作代价的呀。既然连宪法都不惜违反，有时再来点胡说八道，也就毫不奇怪了。你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一个官员，尤其是像邬这个级别的官员，如果不是因为要维护什么弄得什么都不顾了，他会说出像“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这样的蠢话吗？再说，如果我们现在因所谓要“维护安定团结”连言论出版自由都不能有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修订宪法，把有关条文从宪法上抹去，免得有些不安分者总是发牢骚，说什么有人违宪。这很好办。这太容易做到了。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说要批谁，就批谁。想批哪本书，就批哪本书。想批哪部电影，就批哪部电影。说要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要“打右派”，就打右派。说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说要饿死人，就饿死人。说要搞文革，就搞文革。说谁是现行反革命，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说要枪毙谁，就枪毙谁(即如解放初说要镇压谁就镇压谁一样)。原本想噩梦醒来是早晨，寒冬过后不就春暖花开吗。可没想到，很快就又走上了老例：说是精神污染，就是精神污染。说是自由化——还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说是动乱，就是动乱。说只准发新华社通稿，就只能发新华社通稿。说你违纪，你就违纪。说不准出哪本书，就不准出哪本书。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等等等等。总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政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可为何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不去做呢？非要让国内国外不少人都不满呢？想来想去，不许言论出版自由，还是说不出口，不是在国内说不出口，而是在国外说不出口，在世界上说不出口。你想啊，外国友人若是问起来：你们怎么会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呢？那可是一个国家人权不人权的显著标志吔。他总不能说，我们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吧。

　　那么如此说来，邬到底在维护什么？我的理解：说到底，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还是在维护一种即使口头上不愿承认打内心也不能不承认的制度，而这种制度正是一再要维护安定团结还有那几个“坚持”的根源——维护安定团结不过是一个大大的幌子。否则，只要一个例证就不仅可以扯下“幌子”还可推倒挂那幌子的“杆子”：你说一些文明国家，且不说早已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动不动还有人罢工，甚至上街游行，怎么也没见人家国将不国呀？——岂止没有国将不国，却反而总是过得比我们快乐呢？

　　可邬为何要维护一种“老鼠过街”的制度呢？无他，因为邬是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有很多人都想不通，一个制度那么不好，而又是在民主大潮汹涌的现代社会，居然也硬是能实行得下去。我也曾想过。想的结果是，中国既得利益群庞大。我说的庞大不是按比例来的，而是绝对数。按比例，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可怜也就只是刚能温饱或比温饱好一点点，这有网上公布的数字作证：在中国，20%的人占有80%的金融资产。所以说，可怜的百姓虽然占绝大多数，可他们什么权力都没有，说话更是等于放屁。有人可能觉得我是在骂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其实你去问问他们和我自己，可能要比我这自嘲得还厉害。他们会说：真要如放屁，还不错呢。因为放屁还能臭一下。而没有权力的老百姓说的话，连臭也不臭。这些可怜的百姓在中国就是充个人数。能左右中国制度变化的人恰恰都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既然一旦这个制度失去，就会对这些既得利益者不利，难怪这些人也就总是要维护甚至拼命地维护，最多也要想办法延缓这种制度的消灭。这才是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