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就业许可制是一种变相的人口准入制

　　作者：曹林

　　首善之都很少能表现出“首善”的胸怀和气度，这表现在每年的北京两会，“为外来人口设置门槛”的议程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这座城市的精英提起。前年是政协委员张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度”，去年是某学者的“学历准入制”，今年是北京社科院副院长梅松博士的“就业许可制度”，外来人口来京之前先得找到谋生的工作。这位博士说：北京目前是人口无序流动，既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也增加流动人口自己的成本，比如就业成本。外来人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就来了，来了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之前并不知道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人。(1月25日《新京报》)

　　许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漂在北京寻找工作和等待工作机会，这种人被称为“北漂”，“北漂”是北京城的一道风景线，许多如今大红大些的名星和人模狗样的人物，当年都是从“北漂族”中熬出来的。人们所以选择吃馒头

咸菜、住地下室、挤公交车漂在北京找工作等机会，因为这是首都，集中了许多其他城市没有的资源，拥有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机会，待遇高、氛围好、工作环境好、文明程度高。不因为首都身份而集聚了这么多资源的话，谁愿意挤在这座春有沙尘暴、夏是桑拿天、秋天非常干、冬天冷死人的城市？漂在北京，首先是在“北京资源优势”下的一种无奈选择；然后，漂正如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一样，是一个人的自由；最后，“漂”也是适合工作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只有允许一个人漂在一个地方，他才能在一次次与企业的博弈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显然，这位梅博士的“就业许可制度”，就是指向了北漂，就是为了终结北漂们的生存空间，不首先找到谋生的工作的话你就别呆在北京，你就得离开北京——不知道这位梅博是不是通过“北漂”最终当上人模狗样的副院长的，如果是，提这种建议是一种忘本和“过河拆桥”；如果不是，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建议。

　　说什么“人口无序流动，会增加流动人口自己的成本”，好像这个制度倒是为了考虑外来人口利益的了。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理性的算计者，许多外来人口选择漂在北京找工作，他们对成本和收益应该有自己非常清楚的衡量的，比如说，对自己非常自信，相信付出成本的漂会等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北京的预期非常高，相信漂泊在北京所增加的成本与未来收入相比非常值；还有，有人会认为漂在北京找工作可能比在家中找北京工作成本要少很多，这样既能得到及时的就业信息也方便与企业沟通——这些成本是北漂者自己愿意付出的，其他人不可能比外来人口自己更清楚利害关系，也没有权力干预他们这种利益选择。

　　这位梅博士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摆出了外国的例子，企图以“与国际接轨”压人。他说：自己曾专门到德国和法国考察了国外流动人口管理的状况。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无论国际移民还是本国人，都有人口就业准入制度，叫就业许可。比如柏林，需要多少理发师、

厨师等，都有数量限制。要到柏林就业，必须要符合条件同时有用工缺口才可以进去。

　　正如许多垄断行业动辄以断章取义的“国际惯例”来忽悠老百姓一样，我想这位梅博也在施同样的伎俩。敝人没去过德国和法国，但常看这些国家的新闻，常看这些国家学者的著作，从没有看到过在德国有什么“柏林人”、“

慕尼黑人”的习惯称呼；在法国有什么“波尔多人”、“里昂人”的媒体用语，更没听说过什么“外地来柏林打工人员”、“外地来华盛顿打工人员”之类的说法，更多看到的都是“德国人”、“法国公民”之类的统一符合，更多看到的都是这些国家的福利是多么的好分配是多么平等，根本无须像中国许多农民那样为了一点较高的工资像侯鸟那样奔波于中国的东西南北，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迁徙自由，不仅在一国内，而且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欧盟——这样的国度会有人口准许入制性质的“就业许可”吗？真的所谓的“就业许可制”，也是一种服务性政策而非像梅博想像中的限制性。

　　显然，“就业许可制”是一种变相的“人口准入制”，这是一种大大悖离现在文明理念的城市姿态。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像北京和深圳一样，为缓解资源紧张和福利摊薄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会选择“控制外来人口数量”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最方便的方式，可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是以堵住许多人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为代价的，损害了自由流动的法治原则和利益共享的发展原则，本质上是自私和狭隘的。

　　为防止这个非正义的原则成为城市管理常态的选择，防止城市一有问题就归咎到“外来人口膨胀”上，有必要以一种理性约束这种城市的自私——在笔者看来，这个理性最起码应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要具备“享受了优惠政策，就要善待与优惠政策俱来的外来人口”的城市理性。我们看今天许多大城市的辉煌，并非只源于这些城市的独立自强或得天独厚的地利，很多是源于上面给的优惠政策——比如北京，如果首都优势，有多少人来这样一个气候环境非常恶劣的城市定居和就业；如果那许多优惠政策，北京也不可能有如今的辉煌。那么，接受了优惠政策，就要善待与之俱来的外来人口——市场环境中，人不仅是逐利的，也是逐“优惠政策”寻求发展机会的。如果没有政策的差异，每个地方的发展差异根本不会太大，从而人口也不至于有大的流动。优惠政策属于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逐优惠政策造就的发展机会——每个城市在向上要优惠政策时，应该有接受与这些政策俱来之一切的责任准备。优惠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而允许流动是消弭这种不平等的惟一途径。

　　其二，要充分地意识到：“限制外来人口”是所有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选择中最差的选项。解决教育、就业、社保、治安、环境等城市发展矛盾有许多途径，比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挖掘潜在资源、强化分配公平、开发新的空间等等，总之，要尽量追求“某些人状况得到改善，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差”的“帕累托改善”状态。无疑，以此衡量与比较，“限制外来人口”是最差的选项，因为这排斥了外来人口。这种理性下，如果想推行“限制外来人口”，必须先回答这些问题:管理水平是否足够高？资源配置是否足够优化？是否除“限制”外别无选择了？日本东京的城市人口和问题比北京多多了，何尝听说过东京要“限制外来人口”？

　　最后，还必须要有这样的理性:如果一个城市实在需要“限制外来人口”解决发展问题，应由中央进行调研后再出台政策。不错，城市在资源的分配上是有一定自治空间的，但毕竟“限制外来人口”是城市“为自利而排他”的一种选择:为本地人享受更多的福利，一个城市可能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排他——为防止城市的自私，这种涉及外来人口权益的决策应经由中央的“必要性”考察后才能出台，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并“对外来人口伤害最小”。总之，执着以某种许可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是粗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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