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反腐不能患上奢侈品依赖症

　　基于普通公众对高尔夫运动“可望而不可即”，但同为工薪阶层的公务员却在高尔夫球场频频现身的“腐败忧虑”，近日，江苏省政协委员王雨时向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反腐倡廉应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现代快报》1月26日)

　　的确，不少公务员的腐败之路是从消费其“力所不能及”的高尔夫球起步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可以说，不少公务员挥杆的潇洒背后隐藏的是钱权交易的肮脏，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公务员是不是高尔夫球运动会员无疑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这一反腐思路却有着浓烈的“奢侈品依赖症”。

　　虽说

节约型社会并不倡导进行奢侈品消费，但就奢侈品消费本身而言，国家也仅仅是通过开征奢侈税等经济手段来遏制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直接强行禁止，否则就涉嫌侵犯公民消费自由权。而手握公权的

公务员，其首先是一个公民，他(她)有其消费自由。只要其消费行为不是“公权私用”，不管其是否从事奢侈品消费，都属于个人自由，他人甚至公权力都无从干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监管公务员成为

高尔夫会员是为了防范公务员奢侈消费，倒不如说是为了防范公务员借助公权力谋求私利。在这一点上，是否从事奢侈品消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不过奢侈品消费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容易被曝光而颇受关注。笔者不想笼统地反对通过奢侈品消费来反腐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说，反腐的制度设计不能被奢侈品消费所左右。

　　不管腐败形式怎样千变万化，也不论腐败指向怎样的奢侈品，腐败“公权私用”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其实意味着，以奢侈品为主线的反腐思路，在让奢侈品牵着鼻子走的同时，也深深地折射出正面的制度建构，即如何防范权力滥用甚至私用，至少存在着致命性的纰漏。一个社会中的奢侈品总是会层出不穷，总不能对公务员进行任何奢侈品消费的行为都要登记监管吧？这不仅可能会为以反腐的名义侵犯私领域的自由提供借口，而且也是反腐思路上的舍本逐末。

　　遗憾的是，每当一种新形式的奢侈品出现时，总是会有“奢侈品反腐”的呼吁应运而生，如果说这不是公众对腐败行为无孔不入的一种过度焦虑，那么就是奢侈品总是在代制度层面的反腐不力受过，“黄金月饼”“黄金书”甚至公务员的体重都曾经在反腐的制度设想中不幸成为替罪羊。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当公众无从对制度建构说三道四的时候，把反腐寄托于奢侈品消费的蛛丝马迹之上，也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最佳选择。

　　但是，制度的建构却不能如此“退而求其次”，而是应当从源头预防。一个有力的反腐制度，从来都是通过内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外部监督的有力有效等正面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的。也只有制度穷尽对公务员的约束之后，仍然存在着制度鞭长莫及的边缘地带以及漏网之鱼时，以奢侈品作为反腐的突破口才会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这跟媒体监督不能替代内部权力制衡是同一道理。否则，不仅反腐会遭受“公私不分”的诟病，而且效果恐怕也难言乐观。

　　■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