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通过立法处罚脏话的困境

　　在上海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罗华荣、顾大僖提交提案，建议以立法处罚的方式来解决市民爱讲粗话、脏话的问题。(1月29日《北京日报》)

　　要通过立法处罚的方式解决粗话脏话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话是粗话脏话？总不能执法者说什么是什么吧？所以要立法，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编纂一本“粗话脏话大词典”。

　　但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极为丰富又在不停发展变化的语言，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粗话脏话的词汇，后来就不算了；反过来，很多原本不是粗话脏话的词汇，后来又算了。比如“小姐”“鸡”“鸭子”等，孤立地看，这些都是不含褒贬的普通名词，但放在特定的情景之中，又可能成了骂人的粗话脏话，这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即便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调查取证、谁来认定的问题。两位委员建议由“城管”来担负起认定和处罚的工作，“可以采取流动或随机执法的形式”，这实际上等于让城管同时扮演检察官兼法官的角色，等于赋予了城管想罚谁就罚谁的权力。这一幕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退一步说，就算是立法、执法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市民慑于城管的“随机执法”，而不敢再讲粗话脏话，是不是就解决了市民的“健康、文明”问题呢？也不是，因为讲粗话脏话仅仅是不文明的表象，立法处罚也顶多使市民变得虚伪，满口仁义道德，如此而已。

　　其实，解决市民的文明素质问题，我认为有效的办法就是示范。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精英阶层往往会成为其他阶层模仿的对象，要想使普通市民文明起来，首先就应该使精英文明起来。

　　邬凤英(北京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