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民：杜绝赔钱减刑首先要加大执行力度

    作者：李国民

　　1月31日《北京晨报》报道称，东莞法院正在尝试“赔钱减刑”。报道说：广东省东莞市两级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过程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报道称，被告人通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而获从轻发落的判例，在东莞两级法院已超过30宗。

　　在展开评论之前，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减刑”决不等同于“从轻处罚”，二者存在严格区别。减刑只发生在判决生效后、刑罚执行期间；而从报道来看，东莞法院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从轻发落，都是发生在量刑过程中，体现在判决结果上的——这怎么能说是“减刑”呢？因此，报道把东莞法院的做法称为“赔钱减刑”，是非常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赔偿从轻。”

　　即便如此，这仍是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先来看报道中援引的一则案例：被告人王某、赖某、周某结伙抢劫并致被害人蔡某死亡。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被害人家属也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东莞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被告人王某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原告对此结果表示满意。最后，法官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人王某作出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从轻处罚判处死缓”意味着：如果不是“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某将被处以极刑；而让王某得以从轻发落，最终逃得一死的，没有别的，就是那5万元赔偿金。

　　赔偿金变成了“买命钱”，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首先，于法无据，于理不通。略通刑法的人都知道，在刑法规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中，根本没有“赔偿被害人损失”一项。同时，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赔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是被告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既然是“法定义务”，就应当无条件地履行，又怎么能把它当成获得从轻处罚的“筹码”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准则是：刑事的归刑事，民事的归民事，二者适用法律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把民事赔偿作为刑事量刑的依据。因此，即便是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也未免“自由”得过分了。

　　其次，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报道中援引的案例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王某因为先行赔偿被害人家属5万元而逃得一死，那其他两名被告人呢？报道没提，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交不出“买命钱”而在劫难逃了。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危害后果，却要面对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对他们公平吗？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不知道，在“赔偿从轻”的语境下，这样的精神该如何体现。

　　再次，纵容犯罪。尽管东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陈斯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赔偿从轻”，能够适用“赔偿从轻”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从轻”。但这话实在让人怀疑：就拿报道中援引的案例来说——结伙抢劫致人死亡——难道这也算“非蓄意的犯罪案件”？难道社会影响还不够“恶劣”？当“赔偿从轻”成为制度之后，当赔偿金可以充当“买命钱”之后，刑罚的威慑力、死刑的威慑力，恐怕就只能作用在穷人身上了——只要有钱，还有什么恶性案件富人们不敢去犯？

　　其实，东莞市中级法院的初衷是好的：防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成为“法律白条”，维护被害人利益。可惜，用心良苦却开错了药方。防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沦为“法律白条”，当务之急不是搞什么“赔偿从轻”，而是要在加大

执行力度上动脑筋：为什么不从轻就没钱可赔，一从轻就有钱了？下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