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中欧亲善贸易局面面临拐点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今年也许是中国和欧盟经贸关系最微妙的时期。此前，中欧的贸易摩擦和不快虽然也很醒目，但还是藏在中美之后。而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是施压的策源者：不仅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以及反倾销制裁，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它也充当了令人不快的角色。而欧盟，为了照顾东欧和南欧的一些(欧盟内部)经济不太发达国，在中欧纺织品贸易(鞋业)谈判上态度较为专横。但总而言之，它的面孔是亲善的。

　　但这种相对较亲善的经贸局面并不是长久的，也许今年将是一个拐点。中国在2006年从欧盟身上获得了91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比2005年701亿美元增长了近31%。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达到了1820亿美元，比2005年提高了26.6%；对欧盟进口为903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22.7%。用延续的眼光来看，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呈现出加速扩大，而且其扩张的速度要比中美快。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中欧贸易顺差问题将会升级。

　　实际上，中欧相对亲善恰恰是因为美国。在中美欧三者中，美国是巨大的逆差国，欧盟则大体保持了贸易平衡，中国是巨大的顺差国。试想一下，如果今年美国经济滑坡得厉害，必然会大幅度降低进口，欧洲对美国的顺差将会减少。如果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张的话，很可能欧盟无法维持其大体平衡的贸易地位。再加上欧盟扩张，吸纳了不少不富裕国，这些欧洲不富裕国家跟中国的产业结构相近，但它们的成本

竞争力又远远不如中国，中国商品的涌入将加剧它们的失业。于是，这些国家将充当“惩罚中国”的急先锋。可以预见，欧盟将在

汇率问题和劳工成本问题上加大纠缠力度。

　　另外，美元贬值的势头似乎还将继续，而且美国人已经从美元贬值中看到改善外部失衡的甜头。例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Linda　Goldberg和Cédric Tille就认为，美元贬值具有一种不对称的效应，同一般经济体(例如英国和阿根廷)的货币贬值规律恰好相反。一般经济体的货币贬值不会带来迅速强劲的出口增长(会带来缓慢的出口增长)，但却带来国内进口需求的急剧萎缩。但是，美元贬值则会带来强劲的出口增长，同时国内的进口需求还能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且，每一轮美元贬值都推动了美元成为更大范围国际贸易交易的计价工具，也就是说，美元的计价区间反而扩大了，抵消和限制欧元区的“软实力”。这个结论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实证上却是存在的，这是因为美国出口推动了其他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它的作用远远大于美国进口带来的此项效应。

　　美元继续性贬值将会搅乱正常的国际秩序。将矛盾和问题都抛给了那些忠于汇率稳定职责的国家，例如欧洲和中国。美元大幅度对欧元贬值，相较之下，美元对人民币贬得不是太多，结果造成了人民币对欧元实施了“间接性贬值”(最近人民币对欧元也进行了部分升值，意在缓解这种局面)，这无疑将会添加欧洲对中国的恼火。

　　通过中欧和中美之间的谈判，我们可以观察到：欧洲的曼德尔森模式跟美国的保尔森—伯南克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别。保尔森—伯南克模式是华尔街式。华尔街喜欢自由投资(自由投机)、风险、不确定性(波动性)、市值蒸发、狂喜与泪水，以及丰富的矛盾性。中国的货币、公司

股票和债券都给予华尔街投机的想象。而中国喜欢的关键词是“稳定压倒一切”，“确定性可控性”，“市值稳固”，“风险适中”。保尔森承载了这种华尔街式的想象，但是他又明白中国人的需求，他开始采用一种交换式的策略来进行调和矛盾：他赞同人民币汇改的渐进，但美国人必须获得长远的金融进入和自由投资许可，以及对中国衍生金融产品的运作权力。

　　曼德尔森模式是一种平衡性模式。欧洲关注的是内部失业率，而不是它国的投机率；关心的是欧洲内部的整合，而不是同外部世界的黏性；关心的是贸易账户的平衡，而不是华尔街式的金融扩张；关心的是工会的压力，而不是资本家的贪婪。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比欧洲的灵活性要大得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翻脸”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而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不敬”则可能是一种长久的姿态。也就是说，欧洲如果跟中国发生剧烈的摩擦，其圆滑的弹性程度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