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台湾教材门事件中的思想国有化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元月下旬，在广东金羊网上读到这样一篇文章，《经济主义过热，中国艰难重建意识形态》，作者郑永年，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这篇文章如同一篇策论，是在邀请执政体制在精神领域重建意识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我可以赞成执政体制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我不赞成以诉诸意识形态的方式。因为意识形态说白了，不是用以为社会服务的，而是用来统治社会的，它是从思想角度介入社会的一种统治形式。

　　意识形态统治的最近的例子便是发生在台湾那边的“教材门”事件。据台湾传媒报道，今年开春后台岛高二历史课本将出现一系列语词变化，如“本国史”改称“中国史”，“日据”改为“日治”，武昌起义、广州起义中的“起义”一律改成“起事”……这样的改变不是来自编写者，而是来自台湾教育当局。他们利用手中的教材审查权，强行改变原教材使用的编写语言，否则教材不予通过。

　　语言是思想的现实表现。把“本国史”改为“中国史”是使台湾自居中国之外。而“日据”变“日治”，是试图把当年日本占据台湾的历史中立化。同样，“起义”是褒义，“起事”则是中性。如此语言运作，乃是台湾执政当局要把自己的“台独”思想贯穿到历史教科书中去。我们知道，台湾中小学教材以前是由政府统编的，那是国家思想的直接体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教材编写民间化，编写者们可以在教材中表达不同的思想观念，这是一个进步。但，政府审查制度的存在，使得它依然有渠道有权力强加自己的思想。这次“教材门”事件，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干涉是如此不讲道理和明目张胆。

　　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呢？通俗地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形态或观念形态，它是某种思想或观念在语言上的表现。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彼此交锋，也彼此交叠。如果没有交锋，说明这个社会在思想上是铁板一块；如果没有交叠，那么这个社会也难以达成相应的合作。各种思想观念以言论自由的方式存在着、竞争着，它们以自己的言说吸引和影响不同的人们，而人们也以此(当然也有其它因素)形成不同的社群。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正常社会或民主社会常见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之能出现，肯定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说它不正常，乃在于这个社会没有众多的思想，只有一个思想，没有众多的声音，只有一种声音。这一个思想和一种声音，就是意识形态。当年马克思直接把意识形态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统治思想。问题不在于统治者不能有思想，而是统治者总是要用自己的思想来干涉和扑灭这个社会中不同于自己思想的思想。于是，在意识形态面前，百花齐放没有了，百家争鸣没有了，有的只是官方一家的思想。但，这已经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统治。

　　“教材门”事件中的台湾当局正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台独”问题上搞思想统治。它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它要以它自己的声音当然也是唯一的声音进入教材、进入舆论，从而完成对学生对社会的思想统一。这正如哈耶克在《论思想国有》一文开头所说的那样:“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台湾民进党的执政目标(之一)就是“台独”，这个目标需要所谓的民心所向，而教育正是塑造民心乃至利用民心的一个有效方式。所以台湾教育当局不惜赤裸裸地动用行政权力来推行它的“思想国有”。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台湾学人以他们的方式发出了抗议，这样的抗议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反意识形态和反思想国有。

　　因此，回到我的开头，身处海外的郑永年教授，匪夷所思地伸张什么重建意识形态，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从客观上看，这个重建只能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正在努力走出的那个时代。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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