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让一部分人先“生”起来？

　　2月3日，广东省政协委员、茂名市政协副主席陈国隆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在深圳市试点施行“奖一，放二，禁三”的计生政策。（2007年2月4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陈国隆先生的提案，是要把深圳变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试验田，成为中国的生育特区——别的地方不能生两胎，深圳可以；别的地方生两胎要被惩罚，深圳生两胎是一种鼓励。这样，深圳的公民就成了全中国的特殊公民，享受“超国民待遇”。这所谓“超国民待遇”其实就是享受超法外的特权。如此，深圳就是一个生育特区，实际上地成为某方面的权利特区。这样很好，正可以满足陈国隆先生的愿望：在深圳市试点施行“奖一，放二，禁三”计生政策，有助于巩固深圳改革先锋的良好形象，提高深圳魅力，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深圳市的整体人口素质，支持深圳市的经济结构调整。

　　抱着这样一种打小九九的心理来提议事关国家前命运的大政方针，是屁股指挥脑袋（坐在自己的利益凳子上说话），怎么可能从大局出发，怎么可能有一种公允的眼光！从陈副主席身上，我看到了浓厚的“特区情结”，“特区情结”说到底是特权情结，特权是一种治外权利，特殊权利往往与特殊利益相连。一些人为了获得特殊利益、特殊资源，就要在特权上动脑筋，于是“跑政策”才会成为很多地方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

　　环顾现实，这样的“特区”还少吗？粗粗数来就有经济特区、政治特区、考分特区、优惠特区、政策特区……特殊就是个别，有特殊就有不公平，就有利益分配的不均。当某些地区的学生考分比另一个地区的学生的考分低上一百分竟可以进清华北大时，这其中有公平可言吗？当有钱的名人随便可以生两胎，没钱的人眼睁睁看着他们特殊化，社会的天平又会如何？当我们

　　诚然，中国太大，很多政策要一刀切地推广实行起来很难，何况我们的改革又是“摸着石头过河”，特殊性也着实存在，试验总是难免。要试验有时免不了要给予一些“特殊政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特事特办”，其实就是用特殊利益换取成功经验。但恰恰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区域和阶层差异很大，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上，更要注重把握公平原则，否则稍微出现偏差，弱势群体将负出重大代价，埋下不和谐的根子。

　　如果说“特区”是效率优先的时代产物，那么现在“重视效率的同时，应把公平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就一个社会群体而言，特权越少，权利越公平，机会越均等，社会才越和谐。反之，特权思想不除，对特权的追逐就容易造成对公平的漠视，当一个社会对特权的诉求比对公平的诉求还要强烈时，正义和良知永远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让一部分人先生起来的生育特区化，首先不符合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然后是一种权利的区域特特化，是逆时而动，是不会得人心的。

　　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失调、人口素质偏低，在未来十年，前两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现行计生政策是否可作适当调整？这是国家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对此自有人为之操心。但是，无论现行政策是维持还是改变，我们都要尽可能不要搞特殊化、特权化、特区化，毕竟现在的情形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情形，我们要坚决地对特权思想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