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马英九

    作者：龙应台

    原标题：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

　　自首报告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当二零零六年底马英九的特支费成为一个司法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首长特支费中不需收据的那一半，可能并非首长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务费，不能汇入个人薪资。马英九，可能因此被检察官起诉。罪名，可能是贪污。

　　我太惊讶了。从一九九九年秋天踏进台北市政府成为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长开始，我的特支费的一半，三万四千元，就是每个月直接汇入薪资账户的。秘书作业自动处理，没问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还有其它的可能做法。我倒是记得跟

　　同仁笑答，“还好特支费的一半可以补上一点点。”

　　议会，有一年，因为“龙局长”不“合作”，所以通过决议删除她的特支费一半，“以示惩罚”。

　　是否有例外，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个人身为政务官的经验里，显然公务的惯常作业把一半特支费当作政务官的薪资补贴；监督政府预算的议会，把一半特支费也当作首长的酬劳，可以拿来作为“惩罚”官员的筹码。官员自己，譬如我，要在离开政务官的职位四年之后，透过马英九的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叫“贪污”。

　　我自诩是一个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己欧洲家人的三个电话号码亲手交给秘书，清楚交代:凡是这三个号码的电话费，请从每月电话账单里一笔一笔挑出来，我自己付账，不用公款。访问文化局的海外贵宾络绎不绝，往往不愿意接受一般制式纪念品而希望得到局长签名的书，累积下来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昂贵，我用自己的薪水去购买，不用特支费，因为，“局长”龙应台不能图利“作家”龙应台。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找出法条翻到“自首的定义”:

　　指犯罪人于犯罪未发觉前，向有侦查权之机关(如检察署、警察局)或公务员(如检察官、警察等)自动陈述其犯罪事实，而接受裁判者。

　　“自首的方式”，可以去检察署按铃，但是“口头陈述或书面报告均可，书面报告不以表明自首字样为必要”。所以，这篇文章，就是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向全民的“自首”文件吧。

　　迷宫的出口在哪里？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然而，我一个人或者六千五百个人的“自首”可以激活技术层面的司法程序，但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道德不能处理法律问题，法律又不能处理政治问题。当道德、法律、政治纠缠不清，真正的价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时候，急切的我们就很便宜地把责任放在司法身上，以为司法可以提供终极的答案。可是我们明明知道，飞机时刻表可以标出台北到罗马的里程和时速，告诉我们一天到不到得了罗马，但它绝不可能为我们判断我们该不该去罗马、罗马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法的执行者固然必须谨守他的位置，捍卫他那一个位置不可动摇的基础价值，但是社会作为整体却需要一个超出单一位置的高度。白老鼠走不出它的迷宫隧道，因为他自始至终在迷宫隧道里打转，没有高度，就无法综观全局，看见出口。我们在司法的技术解读、蓝绿的选举盘算、“统独”的玩弄操作的一条一条隧道里一遍一遍地打转，奋力追逐自己的尾巴，以为那就是目标。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谁在乎马英九？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

　　我一向不回答任何关于马英九的探询。利用跟一个公众人物共事而得到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来对外销售“权威消息”，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岔口:如果马英九被起诉，如果马英九因为自己的“道德洁癖”而决定退出二零零八“大选”，这样一个人，作这样一个决定，在台湾民主的进程中，又意味着什么？

　　我无意为马英九背书。善良的李远哲所经历过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令人深刻戒慎恐惧的教训。结论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在权力的测试之下，才在午夜变成怪兽，第二天早上穿上西装去上班。如果有一天马英九被权力腐化也转化成一个权力怪兽——我现在、未来，都拒绝为他负任何责任。每一个人要为自己那一张选票负责。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今天的特定语境就是，在历经坎坷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这样一个逻辑:政治是一种诈术，毕竟需要手段，“不粘锅”、有“道德洁癖”，不与人利益均沾，不讲究“江湖义气”，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痒”，不善于利用公家资源交换人情，就不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袖。

　　这个逻辑，应不应该被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