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资本如何才能讲道德

　　作者：陈蓉霞

　　东方早报近日刊登李隼的文章，指出“资本无道德论”是对经济学的曲解。资本究竟讲不讲道德？仅从事实层面而言，资本确实生来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在此过程中，它无道德可言，正如马克思当初的深刻揭露：“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沾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过李隼的文章紧接着指出，这只是一个事实描述，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和伦理实践的必由之路。这一说法完全正确。但需要澄清的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洗清资本身上的肮脏东西，使它造福于人类，这才是关键。通观李隼的原文，仅在强调企业的伦理责任上做足文章，似乎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伦理说教，让企业家意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完成由“经济人”向“理性人”的转变。

　　这种说教是否可行呢？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众多事实，就能明白，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一厢情愿罢了。据媒体披露，不少知名跨国公司，在本国绝对是环保企业，但到中国后却换了一副形象，阳奉阴违，也开始成为排污大户。为何他们用的是双重标准？理由极其简单，因为在他们本国，有着严格的法规制度约束着这些企业的行为，而到了我们这里，这些制度和监督有时候就形同虚设，出于资本的逐利性，放弃环保约束、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它不合道德。还有近来受到媒体关注的洋垃圾流入中国事件。最早披露此事的是英国的天空电视台，英国的普通民众倒是出于同情心谴责这种做法，但我们更纳闷的或许正是，英国企业家的良心何在？答案只能是，资本确实不讲道德。企业家作为个人，或许会有道德约束；但作为企业行为，它更理性的选择只能是追逐利润最大化。

　　上述事实表明，资本原来不讲道德，要让它符合道德，制度约束才是第一位的。以李隼文章中所引用的施乐公司为例，该公司就公开表示：“保护环境与保护我们的雇员、顾客与邻居的健康和安全，使其免于不可接受的风险，比任何经济考虑都更为优先，这不会有妥协。”在李隼看来，这就表明企业可以建立并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这种道德角色与企业的经济人角色并不冲突。对这一现象，其实更应该这样来分析：在一个法规与民意都强烈倾向于环保优先的大环境之中，企业做出这一姿态正有利于扩大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广告说词。点明这一事实虽说有些冷酷，但却有利于我们冷静地看待问题。

　　这就要说到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确实，早期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仅写过《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他当时担任的教席就是道德学教授。如此说来，经济学似乎与道德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斯密曾这样阐述，市场当然是讲道德的，比如，诚信对于商人来说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一个毫无信誉的人谁敢与他做生意呢？此话不错，今天我们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诚信的价值所在。但在哲学家看来，道德有两种类型：道义论和功利论。前者如康德强调道德与功利后果无关，它来自人心深处的某种绝对命令；后者却看重道德的功利一面，如斯密所阐述的道德显然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如今市场经济中大力倡导的诚信等美德也属此类。就此而言，即便经济学可以讲道德，企业可以承担道德人的角色，但此处的道德必定与它所带来的功利效果有关。就此而言，如果我们的法规对于企业的外部形象，如环保、工人福利等等有着赏罚分明的奖惩；我们的舆论也更偏爱那些所谓“漂绿”企业，仅在此等约束之下，企业或资本想不讲道德都难！因为某种良好的道德形象就相当于无形而有力的广告宣传。这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政府与民意三者之间必须有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这才是市场运作的良性基础。在民意不能通畅表达的地方，才会出现如李隼文章中所说的菲律宾政府亮出的那种广告词，不惜一切代价地招商引资，这与其说是发展中国家一种无奈痛苦的选择，还不如说是政府一意孤行的恶果。

　　由此看来，承认资本无道德论不见得是对经济学的曲解，正如承认人性有贪婪一面不见得是对伦理学的曲解一样。但承认决不意味着是认可甚至纵容。就我们眼下所面临的情况而言，寄希望于企业通过自我约束树立起道德心或责任感来造福于民，不能说不可能，但至少是不可靠的。可靠有效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制度约束和舆论来迫使企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