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高调问政不能虎头蛇尾

　　从全国地方“两会”上不时传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调问政”的声音，虽然这类现象还不普遍，但谁都无法否认政治民主的进步就在这样点滴的变化中悄然发生了。

　　实在没必要再罗列这些细节，因为我们对制度文明和制度进步的热忱早已让它们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街谈巷议。

　　不过，就像评书最精彩的部分总是留存在“且听下回分解”的高调收尾之中，如果说代表委员们的“高调问政”给公众留下的是“且听被问政者分解”的悬念与精彩，那么被问政者的“如何分解”才应该是“问政”最精彩的部分。遗憾的是，至少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戛然而止或者语焉不详的“后续报道”，在与被着力渲染的“高调问政”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让公众对“高调问政”的最终效果不得而知。

　　电信固话月租的“

霸王条款”、重复交纳项目劳保金……，从这些“高调问政”的“问题”上看，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被问政者是否高调回应，但即便回应在当时的会场上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至于能否落到实处还要“以观后效”。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监督被问政者对相关问题处理的“后效”？

　　“高调问政”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问政”来解决被问者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说明虎头蛇尾并不是“高调问政”所希望的结果。

　　而为了破解“高调问政”的这一尴尬，就要“高调问政”起于个人魅力，而终于制度操作。也就是说，“高调问政”所指向的实质性问题，一旦因其合理性和针对性被认可，“高调问政”就从个人对个人“点对点”的批评，转变为人大对政府机关的硬性督促。

　　从“高调问政”到“制度问责”，其进步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它摆脱了人存则政举，人走则政息的尴尬，使得“高调问政”不仅善始而且也能善终，不因为代表委员的去留而有所波动；另一方面，“两会”的期限毕竟短暂，“高调问政”的实效只能在“两会”之后检验，在代表委员并非专职化的今天，由人大常委会继续追踪问责查办，无疑是落实“高调问责”最好的制度途径。

　　我们总是将钟南山院士在去年全国“两会”上“高调问政”国家药监局官员的行为，视为“高调问政”的典范。

　　但反过来看，钟院士“高调问政”的慷慨激昂，与药品品种繁杂依然岿然不动以及一些国家和地方药监官员落马的事实，所能形成的“制度性漏洞”，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一样将“高调问政”的“虎头”变成了“蛇尾”。这是不是一个不该有的尴尬呢？

　　当代表委员的“高调问政”总是能够顺利地为自己赢得个人魅力，却无法获取可预期性制度问责机制的落实时，“高调问政”注定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而不是作为人民代表或者参政议政者行使监督权的制度化表达途径。所以，以个体的“高调”去弥补的制度的“低调”，难免会让人徒增虎头蛇尾的遗憾。

　　□志灵（北京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