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对择校费不能有次公平的容忍意识

　　作者：曹林

　　广州市长张广宁“我个人非常赞同取消择校费”的表态，使择校费的存废成为今年广东两会最热的话题。有32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废除择校费，也有官员认为当前取消择校费时机未成熟：对待“择校费”要非常审慎，不然的话取消后又产生新的不公平。择校费取消应在均衡教学资源的前提下，否则没有了择校费，可能就有很多走后门，产生新的不公平。择校费如果用得合理，对于学校和教育资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北京青年报》2月5日）

　　显然，这位官员是想给择校费戴上“次公平”的帽子：按照

　　“次道德”是如今很流行的一种逻辑，比如，在不能禁娼的现实中，倡导娱乐场所摆放安全套是一种次道德；不能禁毒的情况下，倡导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一种次道德；不能拒腐的情况下，把赃款用于公益事业是一种次道德——从功利道德的角度出发，笔者赞成在很多领域倡导“虽然也有坏处，但起码能避免最大危害”的次道德理念，但不赞成将这种理念移植到教育公平问题上。对教育公平不容有“次”的价值含混，不能容忍择校费这种“看得见的巨大不公”，在教育领域招摇过市。

　　为什么在其他领域能容忍“次”的理念而在教育就不行呢？因为在诸多方面，我们还远远谈不上公平，权力和金钱优势赢者通吃，就业、分配、升迁、福利、市场等不公如毛细血管一样，密布于我们的社会。但对这些不公，人们即使不满也还是能容忍的，而教育不公则是人们无可容忍的——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是人们信赖公平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一个遭遇再多不公而身陷困境的人，他起码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如果连教育都不公平了，这最后的公平底线就沦陷了。

　　所以，教育是不能容忍“次公平”思维的。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应养成一种“公平洁癖”，穷尽一切努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教育公平，而不能为某种看得见的不公论证合法性，择校费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巨大不公”：它造成了“有钱就读好学校，没钱就读差学校”的教育市场化现实，它使乱收费变得明目张胆、加重了公众的教育负担，它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用“会导致走后门这更大的不公”，来论证择校费的“次公平性”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你以为在目前收择校费的情况下，就没有人通过走后门的形式上名校了，你以为择校费就能挡住批条子了？现在有择校费，照样有走后门，照样有腐败和不公平，而且还很多；其次，在作为公平底线的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用一种不公为另一种不公辩护，无论是批条子上名校还是交钱上名校，都应是政府致力消除的不公现象。拿“批条子之害”让公众接受“择校费这害”，这很像是一种勒索。

　　最后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择校费这种“看得见的巨大不公”本就不该存在，也许取消择校费确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并非源于“没有择校费”，而是源于政府在教育投入和均衡分配资源上没做好工作。政府要正本清源地通过弥补这些失职来消除新的不公，而不能依赖本身不公的择校费。就好像戒毒一样，戒毒会给吸毒者带来许多痛苦，但这种痛苦不能归咎于“不让其继续吸毒”，只能归咎于当初给他第一口毒品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