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房价问责地方领导的可行性质疑

　　作者：邓海建

　　今年一季度，建设部将会同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各地落实住房建设规划尤其是廉租住房开工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将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涨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结构性矛盾突出、拆迁问题较多及未把新建住房套型结构比例分解到区域，未落实到具体地块、项目的城市，要限期整改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本报今日A5版）

　　客观地说，建设部在“房价”问题上不可谓不殚精竭虑，奈何宏观调控的制度愿景再美好，还是拯救不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在房价上的“同床异梦”。在这个问题上，眼下建设部祭出的“涨幅未获有效控制将问责当地领导”到底是致命狠招还是花拳绣腿呢？倒不是建设部政策惯性让人怀疑其所有制度安排的公信力和成效率，而是在解决“房价涨幅”这个命题上，我们得首先清醒地看到，中央政府冀望金融稳定房市理性、升斗市民期盼房价落地减轻生存压力、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这三者利益博弈点的分歧如果没有一个理性归置的着力点，所有的善政都将被既有利益集团的强势话语所最终消弭。

　　首先，传统政绩观不“转身”，“问责地方领导”的可行性就“归零”。有一个逻辑值得我们警惕：既然地方政府要对中央负责，当然也该和中央政府一道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把

　　其次，缺乏明确“问责”程序兜底的“问责地方领导”，难逃“雷声大雨点小”的嫌疑。我们犹记得2006年12月的时候，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人士指出，接下来不仅要推行更为严格的定期检查，还要建立一系列的问责制度。眼下而言，恐怕这个“将来时态”的“问责制度”还在酝酿中，结合建设部在此前“村镇建设圈地风”、“国家保护景点整饬风”等事件中大张旗鼓的“问责”行为，似乎结果大多后续无文、或者责罚潦草，那么，建设部又如何拿房价问题“问责地方领导”呢？换句话说，如果“问责”缺乏应有的程序正义和可预期性威慑力，这样的“问责”又能吓住谁呢？

　　房价涨幅的可控性是个很简单的逻辑，但问题是，要真正在房价问题上“问责地方领导”，首先请检阅好“问责制度”和“行政生态”，不能让地方领导被问到最后只是人格分裂而已。当然了，但愿我们是杞人忧天，毕竟，房价被“问”下来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