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军志：农民工讨薪需要降低成本

　　郝军志

　　农民工讨薪，从以前的跳楼相逼、集体示威，到现在的给公司领导寄贺卡、给省长写信，在漫长的过程中变得理性与温和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巨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农民工讨薪方式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那么，农民工讨薪的成本为什么居高不下？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多数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这成为雇主拖延时间或推卸责任的绝好理由。二是一些劳动法律法规之间存有矛盾，这给拖欠民工工资的雇主以把柄。三是仲裁判决 “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程序，岂是等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能够承受得了的？四是在工程的承包过程中环节太多，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话语权最弱的农民工的工资都可能被拖欠，而且各环节常把问题当作皮球踢来踢去。

　　在通过正规程序解决问题的成本高不可攀的情况下，农民工给公司领导寄

贺卡、给省长写信就成了一种“合理”的选择，你能够讥笑农民工不懂法律，不会用法律维权吗？因此，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降低讨薪的成本是关键。关于合同问题，是督促雇主与农民工签合同，还是把农民工的这个特殊问题写进《劳动法》，当农民工面临欠薪问题的时候差别对待，管理部门需要论证后作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06年10月1日施行以来，解决了一些劳动法律法规相矛盾的问题。但是，存在矛盾的地方并没有彻底清除。解决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是降低农民工讨薪法律成本的基础。而在仲裁判决程序上，缩短程序的路径是关键。结合实际情况看，在尽量降低农民工讨薪的各种代理费用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步到位，直接由法院受理？

　　当工程中的链条出现问题的时候，农民工的工资该由哪个“链节”来支付？有些工程的层层转包，本身就是一种违规行为，在对此加强打击的同时，由谁来支付农民工的工资、怎么付，应该有个最终解决问题的底线。如果这种底线论证可行，是不是该考虑作为一种行规推广？

　　当缺乏利益诉求渠道的时候，农民工能够用来维权的最常规的工具就是法律。因此，消除法律途径上农民工讨薪的障碍，降低农民工讨薪的成本，为农民工以解决问题扫清道路，比为他们精心制作《民工讨薪合法程序宣传图》要难得多，也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