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择校费的破解之路

　　让公办教育创收营利以发展教育，其代价是极大地妨碍了教育公平，异化了学校的教育价值和功能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令人看不懂的乱象，中小学的“择校热”就是其一。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大战已经成为教育的常规，每到招生季节，家长便如热锅上的蚂蚁，怀揣重金四处钻营，只怕有钱送不出去，而且看上去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最近，广东省的“两会”上，终于有代表向“择校费”宣战了。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收费“黑洞”。据估算，广州市14所示范性高中2006年共招收择校生1000多人，择校费标准为4万元/人，则年收择校费4000多万元。但是，并非名校才有择校生。按广东两会代表的计算，以所有高中最低择校生15%的比例，择校费平均为2万元/人，广州市年招收9000名择校生，则每年是1.8亿元。但是，又并非只有高中才有择校生，据《深圳晚报》报道，许多质量较好的初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在收取一次性交付的高额“捐资助学费”，比例一般控制为10%～30%，缴费标准大致为省级小学4万元、市级3万元，区级2万元，那么每年收缴的数额会是多少个亿呢？

　　中小学乱收费一直是投诉最多、有关部门连年查处的大事；但高中收取择校费是符合规定的，对其的检查主要是“规范收费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教育本来是完全的公益事业，无任何收取择校费的理由。但是，人家收取的是家长自愿送给学校的“捐资助学费”，因此就既不违法也不违规了。

　　人们首先质疑的是，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几乎是没有监管的，没有公示，没有

审计，对其使用的办法各地不一，基本的做法是返还学校40%～50%，其余用于改造薄弱学校。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薄弱学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造？还有些地方将一定比例的择校费上缴地方财政，公然违反义务教育和公办教育的公益性，将公办教育视为财政创收的财源，岂不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利用紧缺的入学机会设租、寻租，用金钱交换学额，将公办教育变为营利性的活动，是“教育产业化”的基本逻辑。值得认识的是它如何从一种偷偷摸摸的、小规模的私下行为逐渐合法化，变成一种正式制度的。它有两个政策源头，一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公办中小学“转制”的改革，于是出现了“名校办民校”之风，大批质量较好的公办学校摇身一变成为高收费的“假民办”；二是2000年国家确立高中择校生收费制度，用“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政策加以规范，从而将高中阶段择校收费合法化。

　　这一政策打破了以学习能力为评价的分数面前的平等，使得用金钱交换学额的“钱学交易”成为正式制度，从而极大地激化了择校热。不仅重点学校、转制学校，许多普通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寻租”的条件和门槛，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风气由是大开。

　　必须认识，“教育产业化”的背景和前提，是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各地实行公办学校转制的初衷，也都是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无力满足扩大初中、高中教育和改善薄弱学校的需求。然而，让公办教育创收营利以发展教育，其代价是极大地妨碍了教育公平，异化了学校的教育价值和功能。因此，从2006年初，

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已经叫停义务教育阶段的“转制学校”制度，加以清理和整顿。

　　对取消高中择校费制度，已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民意基础；却呈骑虎难下之势。关键是已经形成了对这一制度的“路径依赖”。巨额的教育负债，那么多糜费上亿元建造的豪华校园，都靠收取择校费偿还；这一制度一旦取消，将导致资金链中断，不仅那些高成本的豪华学校难以为继，各地的巨额教育借贷也将成为坏账烂账。这一事实彰显了“教育产业化”政策内在的“恶意程序”：教育责任转嫁给老百姓，用学生家长的钱扩大学校差距，营造奢华、浪费的教育，刺激择校热；最后，用高额负债“绑架”政府不得不维持这一不可持续的政策。

　　破解这一局面的根本之道，当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足额提供义务教育经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减缓并逐渐消除择校热。至少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作者 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