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多办一个大学，少办一个监狱

　　作者：何兵

　　很有一些人对监禁、监狱情有独钟，寄以厚望，甚至有人提出让监狱担当类似于大学的责任，对犯人进行再教育，将坏人变成好人。监狱里也不时传出成功改造犯人的喜讯。这些激发起人们对监狱教育功能的幻想和将更多的犯人交给监狱的冲动。遗憾的是，事实时常与想像不同。人间的悲剧多来自于对事实的想像，而不是事实的调查。让我们来看有关监狱的若干事实：最近，主管监狱工作的司法部官员介绍说，我国监狱现押犯人为150多万名，监禁率为万分之十二，也就是每万名人口，有12人正在被监禁。报告称，绝大多数罪犯刑满释放后，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守法公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保持在8％左右的低水平。

　　同样是来自于司法部的消息：在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在社区累计接收的72000多名服刑人员中，已有20000多人解除矫正，重新犯罪率不到1％。所谓社区矫正，就是将犯人不放在监狱，而是放在社会，由社会而不是监狱对其进行改造。

　　比较两者的重新犯罪率，可以看出，相对社区矫正，被监禁犯人的重新犯罪率是未被监禁犯人的8倍。数据令人心惊，但这一数据不过再次印证了古今中外一再重复的历史经验，这就是，监狱往往不是一个好的“大学”，相反，稍有不慎，监狱很可能成为一个坏的“大学”———将坏人变得更坏的“大学”。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如果出现了教育的差池，监狱甚至是制造一个社会敌人的“大学”。

　　这是不是在指责监狱工作人员工作不力呢？或者说，能否通过改良我们的监管工作，从而将监狱变成好的“大学”呢？答案是，如果被监禁人员太多，那么，基本不可能。高校扩招会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监狱如果人满为患，同样弱化改造的成效。与普通大学不同的是，监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有监管人员对犯人的正面教育，更多的时间里，是犯人们之间相互自我教育。

　　试想一下，一群被正常社会监禁和隔离的犯罪人，他们之间会如何相互教育？也许，被监禁人员太多，监管者力有不逮，那么在有的时候，他们会相互交流作案的经验，相互发泄对正常社会的仇恨，相互鼓舞各自的斗志，并可能相互结盟，成为志同道合的人。结果是，正面教育的力量被反面教育的力量抵消，敌意和暴力在监狱里发酵。

　　基于上述事实判断，国家应当得出一个政策判断：要创建

　　和谐社会必须慎刑尤其是慎用自由刑。对一般违法犯罪，政策上应多用经济刑，少用自由刑，尽可能地将其留在正常社会，由人民群众对其进行再教育。

　　前年，我在瑞典考察了一个监狱。监狱长告诉我，瑞典全国在押犯人常年保持在四五千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外国人，真正瑞典人被监禁的，约3000人。瑞典全国人口900多万，据此推算，其在押率仅为万分之三点三，是我国的四分之一。我考察的这所监狱，约有140名在押犯人，工作人员则多达120人。保持如此高比例的工作人员是何用意？据我推测，一个原因是为了稀释监狱里犯人的浓度，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

　　在瑞典，大学教育是免费的。国家的政策是：多办一个大学，少办一个监狱。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