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教育券制是办大学最佳模式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在广东省的“两会”上，茂名代表团陈华伟代表提交了《重新核定并降低大学收费标准，切实减轻广大人民群众负担的建议》，要求重新核定并降低广东省内大学的收费标准，同时要将大学的教育成本公之于众，接受国家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双重监督。

　　据报道，近17年来，大学收费提高了25到5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过几倍。现在公立大学普通专业每年学费在7000元左右。培养一名本科生，全部费用在8万～10万元之间！大学费用超出老百姓的承受力，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坦率地说，解决大学教育的问题，单靠公布教育成本，国家和社会的双重监督，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收费，其实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我曾经大声疾呼了许久的方案:教育券制。

　　世上大学教育，可以用两个“理想模式”作为两极来分析。一个是商业模式，大学按“买卖”来办，彼此竞争。另一个是社会公益模式，就是完全公立化，由纳税人的钱支持，对合格的学生免费提供社会服务。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大学都处于这两端之间，有的偏商业模式一些，有的偏公益模式一些。

　　这两个模式各有长短。商业模式的长处是竞争性强，容易出效率，出水平。但是，大学教育对其“消费者”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投资，穷人支付不起。这种模式如果不受任何限制地统治了高等教育，就会造成急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平，让穷人上不起学，富人垄断了高等教育。

　　公益模式之长，正是商业模式之短。公益模式用纳税人的钱支持高等教育，大学向所有合格的青年免费开放，创造了社会公平。但是，因为没有商业竞争，没有压力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久而久之就成了衙门，缺乏效率。比如印度的一些大学，成了穷人俱乐部，体现了公平原则，却没有质量。欧洲许多国家，本有悠久高等教育传统，但大学却不断衰落。这和缺乏市场竞争也密切相关。

　　世界上经营好的大学，都处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但能集两者之长。比如美国的大学体制，私立大学偏于商业模式，利用市场竞争的机制提高质量，同时吸收公益模式之长，首先定位于非营利机构，所有财政盈余必须重新投入教育中，不得外流。而美国的慈善传统，使这些大学得到大量捐助，给贫困生提供财政资助。州立大学虽然偏公益模式，依赖纳税人的钱，但也向学生收学费，特别是在竞争外州学生时(学校多向外州学生加倍收费)，非常市场化。这样，美国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双高制，保证了市场竞争所塑造的优异，也给中下阶层提供了机会。

　　中国目前的大学，则是集两者之短。大学靠国家拨款，吃的是纳税人。高考是大学挑学生，不是学生挑学校。学生只能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报考，无法同时申请几个平行的学校，拿到几份录取通知，然后再“挑肥拣瘦”。这样，学校之间就毫无市场竞争，自然也没有竞争出来的优异。同时，大学从政府那里要了拨款，却又向学生收学费，收费标准还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能力。这样，连基本的社会公平都无法保障。

　　要改变这种平庸又不公平的制度，就必须触及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第一，大学教育成本需要国家资助，让每个有资格上大学的青年上得起。第二，市场竞争是创造高质量低成本的最佳途径。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制度，保证公益模式下的公平，又达到市场模式下的效率。

　　这个中间模式，就是我所说的教育券改革：国家撤除对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钱直接交给通过了既定录取线并且家庭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准的学生。比如，一个学生学费一万元，以教育券的形式颁发，保证这笔钱只能用于高等教育。学生拿着自己的分数，可以申请许多大学，在获得录取的大学中进行挑选。当他到被选中的大学中就读时，就用教育券来缴学费，多退少补。学校用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由此获得教育经费。

　　在这种制度下，学生是学校的衣食父母。吸引不来学生，学校就“断了顿”。如果学校的教育物美价廉，自然会胜出。如果学校不顾教学质量只管盖大楼，学生找不到工作，教育成本上升，在教育券外必须多收学费才能活，这就更没有人来，会自然淘汰。这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保证社会公平的正路。至于公布教育成本，限制学费等办法，欧洲许多国家都试过，结果很糟糕，目前正在改革。我们走人家走不通的路，只能再次失败。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