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张艺谋，病态批评的靶标

    作者：张敬伟　　

　　春节期间，偶读朱大可先生的短文《张艺谋——病态文化的样本》(见2月16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感觉有些偏狭。客观言，我也并不赞同张艺谋近年来的文化操作，包括虚无空洞的大片偏执和盲目烧钱的群氓性的“印象”泛滥。但是，我却很难苟同朱大可先生将之视作“病态文化的样本”。

　　很简单，张氏的“大片主义”和其他的文化活动只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性音符，在于激发国民感官冲动的末梢神经，因而是娱乐化的。可是，朱先生是以文化精英的居高心态，对张氏的批评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如认为张氏“已经完全倒向了一个单一寻求权力美学的、假大空的美学状态”，如将张氏视为“从人性解放到了后来人性的扭曲，极度的变态”。这些充满意气的评判是浅薄武断的，与其说张艺谋是“病态文化的样本”，不如说张艺谋是病态批评的靶标。

　　这种病态批评是以张艺谋为切入点，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文化聚焦主义，将“大片主义”从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将其一棍子打死，让人感觉“极左时代”扣帽子和打棍子的非理性色彩。而这也不仅仅是朱大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现象。从朱大可先生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顾盼(80年代的文化比我们今天要健康得多)到王朔复出不顾一切地美己否今，甚至第六代导演的代表贾樟柯也给大片披上“法西斯”的马甲等现象看，这些文化精英不啻于鲁迅笔下的哀叹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充满了80年代的遗老气息。

　　近期以来，所谓“权力美学”成为朱先生无往而不利的批评利器。不惟将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大片视为“权力美学”，还将这一术语延伸至社会层面。如将“权力美学”视为“中国建筑的头号敌人”，如言述“权力美学的三种标本”等等。这些“栅栏后的絮语”(其新浪博客名)一旦在媒体恣肆，就成为一种精英话语霸权。评析朱先生对建筑“权力美学”的时空展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随意赘加，即可知给张艺谋们的大片扣上“权力美学”的大帽子绝对是无稽之谈。

　　所谓大片借鉴的是好莱坞模式，是开放时代和市场选择的产物，就连其“

申奥”的功利性也是全盘移植于美国电影人。投资巨大、场面恢宏、整齐划一的审美趣味更是好莱坞电影的翻版。至若翻新古代帝王的杀戮场景和宫廷里的阴谋爱情，好莱坞也是鼻祖。若果好莱坞拍摄此类影片就是有理，张艺谋们拍摄此类影片就是“权力美学”，那岂不是厚此薄彼的文化偏见？故而，人们尽可以批评张艺谋们“大片主义”的东施效颦，却不可以给其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

　　无论被朱大可们批得体无完肤的《英雄》，抑或《无极》、《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并非完全扭曲人性。其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完全是虚构的，帝王的阴谋残杀、宫闱秽乱更多是揭露人性的不彰和变态，除却艳丽的汉服盛装，都盈满了现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即便如此，《英雄》中的秦始皇、《夜宴》中的厉帝不也被民间的豪侠人性所感悟和被爱情所俘虏吗？因而，大片中的人性有超越现实的想像典型主义色彩，但其表现的人性轮廓是清晰的，甚至是超越了人性本来的限度而流于虚情和滥情。因而，认为大片中的电影缺乏人性是不合逻辑的。在此点上，普通观众慧眼独具，对大片人性主义的过度诠释只有一个字——假！

　　可笑的是，在朱氏拉出一个不喜欢张艺谋的奥斯卡评委为其张力时，张氏导演的和大片一个谱系的歌剧《秦始皇》却在美国上演，旁观者清的韩国《东亚日报》评价为“中国文化‘尖兵’《秦始皇》俘获纽约”。如果张氏大片真的如朱大可所批评的那么不堪，敏感的美国人和挑剔的美国主流媒体岂可一再让“权力美学”的张氏电影和歌剧在美国上演？故而，衍生于自由主义并耽于理想主义清谈的朱氏对脱胎于好莱坞的中国大片的批评是可笑的，相较于张氏的现实主义功利性更为虚伪。

　　相较于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谱系的自我分裂式理性言说，朱氏们所代表的文化精英显然还不适应中国多元社会的言述维度。他们稍不留意不仅会滥用中国社会来之不易的言论空间，甚至还会濡染上“极左”时代的言论霸权。因而，这种批评是病态的。对朱先生和所有的观众而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这样的——不去看；看了没反应、好得很或糟得很，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