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自行车实名制，一个美丽的制度泡沫

    作者：陈杰人

　　2月28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在该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现在中国每年被盗自行车400万辆，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为此，数个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将在今年联合开展为时5个月的“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马维亚透露，今后，我国将逐步建立自行车购销实名制，并推行自行车编码制度。

　　作为一个曾经十来次被盗自行车的公民，对于政府将开展的这一专项活动，我首先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正如公安部的说法那样，中国是全球自行车大国，自行车是公民的基本代步工具，它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近年来越来越猖獗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公民正常工作和生活，也让人们缺乏安全感。以首都北京市为例，这里流行一句话：“不丢车不算北京人。”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长期以来，为防范自行车被盗现象，中国政府曾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几十年前的自行车钢印制度和购销登记制度，此后，由于自行车的普及，钢印制度和登记制度逐渐被废弃。但后来随着自行车盗窃现象的增多及其他原因，一些地方又试图恢复登记制度，但均未获得成功。

　　现在，当有关政府部门将自行车管理提到事关公民生活和工作便利及社会安全感的高度来认识，并再次提出了自行车管理思路，但仔细分析，这一新思路其实都是看起来很美却不管用甚至是不可能落实的美丽的肥皂泡。

　　自行车编码制度，其实就是对多年以前自行车钢印制度的改进，过去买了自行车，要由购买者到派出所砸个钢印，而根据公安最新的思路，以后由生产企业在每辆自行车上编号，将购买者的义务转移到生产者身上。这种减轻群众不便的思路的确值得肯定，但问题是，自行车不像汽车，他没有类似于

发动机的核心部件，任何自行车都可以随时更换任何部件，那么，自行车的编号印记在什么位置呢？这恐怕是个技术难题，甚至会影响到这一制度的实施。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自行车的购销实名制，按照公安部的思路，今后将在自行车销售环节实行实名制，明确自行车

购车人的“所有权”。毫无疑问，这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根据所有权人和自行车对号入座的原则，通过排查检验以确定自行车是否有被盗的嫌疑。可我首先怀疑的是，面对大马路上那如潮的人车混流，面对总数达4.7亿的自行车保有量，哪个机关有能力去检查，这样的检查会不会给公民带来更大的不便？

　　其实，不管是编码制度还是购销实名制，都是数十年前自行车钢印制度的翻版，但时过境迁，过去的制度在今天看来已经是非常落后的了。三十年前，自行车和缝纫机、手表一道，被称为我国居民的“三大件”，那时一辆自行车价值2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8个月工资，显然是笔巨额财富，所以，那时对自行车进行登记，是对居民重要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措施。但今天，一辆自行车不过百多元，相当于一个人三、五天的工资，它在家庭财产中所占比例已经大为降低。

　　我不是说自行车占总财产价值比降低就否定保护的必要，而是说要考虑这种保护的付出和收获是否合理。如果说自行车因为被盗现象严重就要实行实名制，那么现在很多人的衣服甚至内衣内裤也经常被盗，我们是不是就要求每个公民穿一件衣服甚至一件内衣都要登记并编码呢，这显然是很荒唐的事情。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人们的财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价值超自行车的物件，如衣服、鞋子、手机、电脑，都被人们普遍拥有和使用，这些物品也多有失窃现象。如果按照公安部的自行车管理思路，这些物品或许就真的都要实行实名登记制了，那是多么可笑的推论结果。

　　但事实上，还真有人试图提出这样的思路。比如前不久，针对手机盗抢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北京市就试图推出手机买卖和使用实名制，但刚放出话来，就遭到了舆论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思路最终是不可能真正实施的。再比如说，针对交通高峰时期火车票购买难和倒票现象严重的现实，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和其他人士建议实行火车票购买实名制，此言最终沦为笑话，因为更多理性人士意识到，对天文数字般的火车乘客潮逐个实行身份证登记和查验，最终只会拖累政府，给乘客带来更大的不便。所幸的是，

铁道部领导认识非常明确，部长刘志军春节前明确表示，实名购票制不可行。

　　种种迹象表明，实名制似乎成了一种管理思潮，一些政府机关和专家学者一遇到什么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动不动就主张实名制，他们以为一登记名字就万事大吉。而事实上，正如一些观察人士的批评所言：这样过于简单的思路，看似对社会和公众负责，实则是将政府本应承担的更复杂管理任务简单化地转嫁给公众，使公众蒙受更多的不便和损失。

　　实名制有如此弊端，为什么有关部门还乐此不疲呢？我认为，除了这些部门的官员缺乏真正负责的精神，动辄把问题简单化，而不为公众的便利和实行的可能性作更多周密思考外，还和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长时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使中国的社会管理带上了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中国尽管尽管进入到21世纪，但很多官员和部门依然没有脱离管人思维，在这种思路下，统治者管理社会，它的本能反应就是管人，以为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一切。

　　回到自行车管理问题上来说，之所以盗窃现象严重，问题不在自行车购买者和使用者有什么错，而在于有关部门长期以来放任盗窃者为所欲为，很多警察总认为偷辆自行车没什么大不了，对这些案件不重视，出警不及时，严重存在以罚款代刑罚的现象，在有关部门的放纵和忽视下，才有了今天的自行车的失窃大潮。从这个意义上讲，防范自行车被盗，不需要别的办法，就是有关部门严格执法，积极作为，将问题消灭在盗贼这一根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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