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白领职场压力源于社会高度失衡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资源和机会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

　　有时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到一个距我至少十几公里的社区网站去浏览，这就是回龙观社区网。好像过去叫回龙观文化社区网。早在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短文《网络与社会生成》。回龙观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而且主要的居民是以年轻白领为主，其中从事“挨踢”(IT，他们的自称)业的就有不少。几年的时间，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站，在一个过去被称之为“睡城”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鲜活的网络社会。甚至几年前的一次维权活动也是以网络为基础的。

　　现在，市民化的话题仍然在持续着，房奴的焦虑，婆媳的矛盾，感情的纠葛等等，都是不会缺少的话题。但在最近一两年里，叹息之声似乎多了起来：加班后夜里归家的疲惫，节假日被工作占用的遗憾，面临工作不稳定的焦虑，甚至是一条短信不合时宜地误发到顶头上司手机上的懊悔。当然也有庆幸和欢快：节假日休息的愉快，领导出差没有压力的轻松等。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与工作或职场有着直接关系。

　　由此就想到近几年经常被议论的一个话题：白领职场的压力。

　　去年底，央视《时空调查》与智联招聘网联合进行了一场“人在职场”的系列调查，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4000多人参加。而调查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加班，14000人中有52%的人回答自己经常加班，而回答自己基本不怎么加班的人只有4%。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已经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常态。有人已经将过去形容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改成朝九晚“无”。调查同时还显示，73%的人根本得不到加班费，是属于无偿加班。而《劳动法》对于加班费早有明确规定，正常工作日、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都应该享有本人工资150%以上的加班费。但如果你对这个规定真的认真起来，结果可能还不如不认真。

中央电视台一个相关节目曾经采访了一位饱受无偿加班之苦的王先生，为了讨回公司拖欠自己的加班费，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却是告了东家，丢了工作。

　　普遍而无偿的加班只是职场压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压力下的紧张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有一位白领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有时老板规定三天完成的工作，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大家做事的效率都很高。如果你做得比别人慢，你的位置就不保，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才得到了部门主管的职位，岂能给后来者可乘之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我总是在加班，有时要到很晚，基本上每天如此，连周末也不例外。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我就像一个陀螺，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灭亡。我已记不清何时逛的街，何时和朋友一起出游过，何时享受过泡澡，何时睡个好觉、吃顿好饭，甚至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从前的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一月一次，脑子里有一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有一天这根弦断了，我也就完蛋了。”

　　有人用这样的特征来形容他们的状态：这群被称为“白领”的人，都有很强的成功欲，常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回家之后，拿起电话习惯性地先拨“9”或“0”；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从不去参加同学聚会；鲜少和朋友联系；甚至忘了大学时代最常听的电台节目的名字。

　　这一切的压力来自何方？笼统地说，是竞争；更明确地说，是位置或职业的竞争。如果看看这些档次或高或低的

写字楼外无数渴望进入这些写字楼的眼睛，你就知道这种竞争的压力是来自何方了。

　　这背后，无疑就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只招收本专科生108.4万名，各类高等教育招生总数只有215.8万人。1999年，“扩招”这个新词浮出水面，从此，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数达到400万，2005年达到504万，2006年达到530万。于是，各种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去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就承认，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2005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2006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即使是能够实现当期就业的大学生，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团中央、北大政策研究所联手推出的涉及全国6000多名本科生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以上(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而77.3%的用人单位却认为大学生仍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

　　大批扩招期间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以低廉的工资和谦卑的姿态陆续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师哥师姐们不能不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后者本来是刚刚坐稳现在的位置，或是刚刚获得提职或提薪。最早的威胁是发生在对专业和经验要求不高的位置。但只要假以时日，当这些低薪进入的小师弟小师妹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获得初步提升之后，对师兄师姐的冲击就会更加强而有力。对薪金待遇相对较低的要求，较新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特有的年龄优势，都会使得这些小师弟小师妹成为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因素对原有白领阶层职业稳定性的冲击，使其薪金提高面临的条件的改变，就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

　　然而，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扩招吗？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仅从数字上看，400万、500万当然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呢？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有四五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折算一下，这相当于一个一亿三千万的国家每年有四五十万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个大学毕业生，而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按人口规模排列，差不多可以排到60位左右。一个在世界上按人口排名60位左右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的大学生毕业，多吗？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处于粗放型的阶段，也决不算多。

　　问题出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失衡的社会。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高校已就业、未就业的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生的就业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实际收入低于期望值，六成高校毕业生即便毕业时在北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正如有论者所说，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就业，其原因也不过于此。但是能就此得出这些大学生害怕艰苦的结论吗？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

　　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资源和机会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各大城市

房价畸高的现象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地方。因此，大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去，更不要说到农村中去了，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问题，不如说是失衡的社会缩小了他们选择的空间。在美国，即使是一流大学的博士能在排位百名左右的大学找到教职，也会当作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但北京上海高校的毕业生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当中的原因不仅是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术资源和机会是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从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职场的压力是在整个社会高度失衡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消除社会结构的失衡，是造就一个正常工作场所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