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中国式奢侈与面子经济学

　　近年来，类似“官衙”四面开花，奢侈程度一山更比一山高。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声讨这种不良倾向，认为这种奢侈不仅挥霍大量社会财富，而且带坏了社会风气，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见3月4日《楚天都市报》）

　　对于国内“官衙”劲刮豪华风，有网友搜罗了美国的各州政府大楼与之相比较，相形于异国他邦的民富官穷，“中国式奢侈”内涵也就不言而喻。而且从报道来看，“中国式奢侈”还常常出现“马太效应”——越穷的地方，越喜欢搞豪华工程，不惜贷款、举债，甚至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结果越弄越穷，民怨沸腾。

　　有人说过，不了解“面子”，就不能了解中国人，同理，如果不了解“面子经济学”，就不能理解“中国式奢侈”。

　　人们为什么喜欢“面子”？因为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而一个人的总效用水平来自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面子”便是精神产品。有“面子”，等于增加了精神收益，从而增加总效用。经济落后地区在难以通过物品产品提高总效用的情况下，只有借助增加精神产品——“面子工程”去实现，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穷地方为什么比富地方更喜欢豪华工程了。

　　其实，“面子”利用得好，也会产生间接经济价值。“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和形象。和一般人相比，人们更乐于和有“面子”的人打交道和进行各种交易。因此“面子”本身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许多地方也正是挂着“提升形象，以利招商”招牌堂而皇之大搞“面子工程”的。

　　应该说，“面子经济学”并非坏事，利用得好同样可以促进地区的发展。只是在许多地方，好经被歪了，于是“面子经济学”走了样。一是官员们眼中的“面子”与群众的理解有落差。在官员眼中，豪华的办公大楼、超大规模的广场、笔直的马路、漂亮的公车……才是“面子”，因此极力为之，而在群众眼中恰恰相反，那些都是败家子的“面子”，真正的“面子”是清廉的官员、勤勉的政风、宜居的环境、和谐的社会、群众的富裕……；二是在“面子经济学”中夹杂了许多“个人经济学”，几乎无一例外的大工程背后面藏着大腐败，大概是官员们热衷“中国式奢侈”的最“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说千道万，“中国式奢侈”在官场风行，根子在于体制中民意的不足。从决策、实施、监督到问责，都在“体内循环”，因此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官员作为不切合实际，不符合民意的决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任何的小修小补都将是换汤不换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