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该向观众道歉的当是十位博士

    作者：张敬伟

　　最近以来，“学术超女”于丹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她的新书《庄子心得》3日在北京首发，当天就售出1.5万册。但是同时，反对她的声音也很强烈。近日，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大、暨大等学府的10名博士联名，称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十博士的抵制让人联想到易中天被众多文化精英批评的情景，但结果是成就了易中天的“学术超男”地位而精英们最终噤声。十博士抵制于丹的结果也肯定是：观众很着急，读者很生气！因为持续不跌的收视率和书市销量验证了这场抵制的可笑。造成这种情势的主因依然是文化精英和大众文化的隔膜，大众文化有着草根民众的民意支撑并有谙熟市场经济的机构托底，所谓抵制于丹只能是象征性的文化宣示。这种象征性最终还会被民意的实质性选择所击碎。

　　其实早在十博士抵制于丹之前，学者黎鸣和贺雄飞就对于丹解读的《论语》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评。黎、贺认为于丹的解读“太反动了”，认为：“于丹的(论语)解释恰恰是向着有毒的方向去引导。”认为于丹是“又把中国人拉回到人治专治的时代。”这与十博士批驳于丹解读的庄子“借了古典文本的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形成了集中围剿之势。

　　但透过这种偏激的批评不难发现，黎明和贺雄飞是以自由主义者的激情给于丹套上了无限上纲的意识形态魔咒，而十博士则以专家专业的倨傲将于丹斥为远离学术的俚俗。这两种批评事实上也都算是对《论语》和《庄子》的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去攻讦另一家之言，显然并非理性有据的批评。尤其黎鸣和贺雄飞，其将古典《论语》同现代政治结合，是割裂了《论语》的历史背景，偏离着评价历史典籍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观。事实上，这些貌似高端的批评只会引发公众更多的嘲讽，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言论偏离了启蒙大众的民意轨道，而成为缺乏大众关怀的言论霸权。

　　于丹不同，她走出的是象牙之塔，登上的是大众传播讲坛；她疏离的是拒草根于千里之外的故纸之堆垒，拥抱的是民间求知的情怀。因而，她对《论语》和《庄子》的解读是她品读经典之后的通俗化反哺，适应了大众吮吸传统文化精髓的要求，因而是符合公意的大众启蒙行为。在中国社会转型，单向价值崩溃多元价值建构的时空延展中，中国社会需要中国文化典籍同全球化时代恣肆流入的各种文明的元素交相融合而形成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这叫做多元时代的中国文化复兴。而黎鸣们的批评和十博士的抵制则要么是将《论语》视为谬种遗毒的糟粕而不去理他，要么是将《庄子》视为万古一亘的精英禁脔，这才是大众追捧于丹而嘲弄精英批评的主因。

　　需要说明的是，在黎鸣以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苛刻苛责《论语》时，被中国自由主义者奉为自由主义源头的法国“启蒙运动”恰恰是从《论语》这类儒家经典中发现了以人性攻破中世纪蒙昧时代的自由火炬。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狄德罗感叹孔学的“理性”，还是霍尔巴更主张的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其对《论语》的解读也都是类似于丹一样的心灵体悟，还是一家之言。这足以说明，古今中外，先贤明哲，其对历史经典的解读都是千差万别的，只要言之有理，自成体系，都是可以成立的。这说明《论语》、《庄子》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永久的魅力。于丹不过是众多解读《论语》和《庄子》学者中的一位，孔子怎么会着急，庄子如何又会生气呢？以十博士和黎鸣们霸占《论语》和《庄子》的解释权，才会真的让孔、庄生气！

　　如果说于丹的解读过于生活化，过于抓住大众之心，那是其优点。何况，她并没有将自己的解读视作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教材，而以“心得”的名义向大众售书，感性的自我定位已经明确。若果，十博士和黎鸣们抵制和批判的是理性意义上的学术《论语》和《庄子》，那是找错了批评的对象。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本《论语》和《庄子》，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家对于孔、庄的解读是不同的，但这些解读要么解构、要么建构，但都和草根大众绝缘；而于丹的款款心曲下的《论语》和《庄子》，则仿佛送给草根大众两位亲善而又睿智的老人，解惑了现代人心的诸多困扰。

　　因而，真正该向电视观众道歉的不是于丹，反倒是那自作聪明的十博士。谁叫你们胡乱搅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