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丰富议政之声增强议政理性

    作者：蔡永飞

　　3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刘迎龙在十届政协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调整全国人民政协界别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增加农民界别。全国政协委员舒安娜也表示，农业界别委员里一个农民都没有———不仅是农业界，工会界别委员中，担任委员的大都是工会领导，真正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寥寥无几，直接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弱了，应该增加工人界别。

　　应当说政协委员们对调整界别、增加工农界别的建议是合理的。正如刘迎龙所言：“当我们讨论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土地等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农民参加。”虽然不能说没有工农参加就不能代表工农利益，但至少就了解实际情况、对工农利益的关切而言，谁都不能代替工农自身。为什么工人农民不能进入政协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直接参与关于工农的方针政策问题的讨论呢？

　　较少基层人士进入政协可能与政协组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关。人民政协从建立之初开始，一直强调参加政协的都是各个界别的“中上层人士”，比如各民主党派都在自己的党章中写着其成员为本界别的“中上层人士”。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政协建立初期，我国大多数人口都缺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缺乏参政议政的能力，因而参与政治协商的主要是一些“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是一些社会活动家。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政协比附为西方国家的上议院、贵族院。实际上，我国的政协既不是上议院，也不是贵族院，政协就是政协，它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

　　一些人认为，基层人士因为缺乏参政议政能力而较少参与政治生活，根源在于基层民众文化素质低。其实不然，参政议政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我们看到，在已经成为政协委员的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缺乏参政议政能力的人也不罕见。真正与参政要求和能力有关的是利益：政治生活是社会利益关系冲突和整合的过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应该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过去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整体利益处于支配地位，社会公众基本上谈不到不同利益主体之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利益多样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逐步形成，这些利益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比如，“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作为利益主体积极参与了政治生活，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取得了相当分量的话语权。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政治生活，在像政协这样的参政议政场合进行利益博弈，从而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得其所，实现利益平衡、社会和谐，这不仅应当是协商民主的常态，也应该是协商民主的本质所在。

　　而工人、农民这样的群体，则因为他们作为利益主体还在成长之中，不仅比较缺乏参与意识，自身也缺乏组织力。另一方面，我国协商民主制度本身也还在发展之中，政协界别成员仍然要求为“中上层人士”，“直接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弱”也是自然现象。但这一现实并不表明基层农民和工人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要求和能力，不仅政协委员为他们发出呼吁，而且工农群众中确有一些参政议政能力强的社会活动家。最重要的是，这一现象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是必须加以改变的。贾庆林在常委会报告中也已专门谈到“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的问题。人们可以期待，随着社会生活的开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人民政协将逐步吸纳社会各阶层群体作为政治协商的主体，不仅仅“中上层人士”，基层草根人士也将进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