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像国外那样惩治公款吃喝令人期待

　　“据资料显示，我国一年公款吃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谈到公款吃喝问题，来自江西的全国政协委员崔琳甚是痛心，“长期以来，公款吃喝是存在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也是人民群众议论多、反映强烈的一个问题。”（3月11日人民网）

　　为严格限制公款吃喝，崔琳提出了四点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公务用餐的有关规定；强化监督约束手段，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严格纪律、监察部门的监管力度，让公款吃喝成为公务员工不敢触犯的“高压线”；借鉴国外限制公款吃喝的办法，革除宴会陋习，营造健康的接待文化。这其中，向国外学治理公款吃喝“经验”之举最令人期待。

　　近年来，国家为遏制公款吃喝不知出台了多少规定，下发了多少文件，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各级官员手中为制造“公款吃喝”而掌握的“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幅度却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一种腐败的“官文化”，成为有些干部之间相互吃请玩乐、跑门子、拉选票、建立所谓“人脉”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在国外，“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

　　在俄罗斯，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倘若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如此“麻烦”，使得许多政府官员望“吃”止步。

　　在日本，对公款吃喝并没有太多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很多时候，报销费用不必拿发票，只需填写单子，写明多少金额及用途即可。尽管如此，政府官员却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因为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公开财务。有了如此严密的监督，政府官员哪敢随便张嘴？

　　在印度，除极少的外事场合政府出面宴请外，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

　　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的监管也很严格，不少官员还因此“吃不了兜着走”。瑞典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

信用卡被发现而不得不辞去职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应朋友之请乘游艇度假差点因此下台；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度假，因其费用由央行属下埋了单，结果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如果我们在惩治公款吃喝方面，也能充分借鉴国外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实招，将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拟或是尝试取消招待费，让公款吃请异常麻烦，使

公务员宁愿自己掏腰包到外面请客，也不愿意忍受繁琐的报销手续，吃了之后还要接受“示众”，甚至让闯红灯者留下“臭名”、“下岗”等，我想，那些“馋嘴”者还敢轻易张嘴、大吃大喝吗？

稿源：红网 作者：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