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仅有职务消费标准远不够

　　11日下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正在制定“楼堂馆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标准。（见3月12日《新京报》）

　　对于官员职务消费之滥、之乱，政府组织的运行成本之高，社会早就怨声载道，多年来几乎每次的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及此事，可是一直没有什么成效，甚至愈演愈烈。对于即将出台的“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又有多高的可期待指数？恐怕也不容乐观。有关公款吃喝，有关方面下了多少文件，叠床架屋的“不准”、“严禁”，结果又如何？

　　相信即使这个“标准”再详尽，也难以遏制官员职务消费的冲动，因为有太多的负面因素在作用，足以抵消此项政策的正面效用。政府机关存在着大量的小金库，财政的失控为职务消费提供可能；财政预算的不精细、不合理，为职务消费留下空间；政府

公务员既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又是政策受益人，使官员有职务消费的偏好；政府财政运行情况的不透明，并缺乏刚性的监督，便得职务消费肆无忌惮……可以预见，只要这些状况没有改变，再好的政策都不免被受到利益驱使的官员钻得面目全非。

　　解决这类有复杂成因的问题，靠一项政策，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揽子方案，多管齐下。从职务消费的伦理层面，政府应该有精益化管理思想，对职务消费给出一条严格而又明晰的边界，不能无限泛化与模糊化，从而给心术不正者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的作者李群在书中说：在我的市长助理任期将要结束前，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是，在外边用公款吃饭不能超过9美元。超过9美元就等于向你行贿。”市长请客不超过9美元，这就是一个政府精益化管理的典型例子，值得我们的政府学习。

　　从财政体制层面，应该从几方面入手，形成合力，力促职务消费科学化、合理化。如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现内部监督；用集中支付制度解决职务消费的透明化、公平化问题，实现体制创新；配合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实现减人、减事、减支；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走职务消费社会化、市场化路子；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探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提高“腐败成本”，使到官员不敢因小失大……

　　从公民权利层面，因为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政府有详尽公开财政预算以及执行情况，以供公众监督的天然义务。“惧则恭”，只有公众有权监督政府的开支，官员才会有所顾忌，才会勤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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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红网 作者：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