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仅有“官员职务消费标准”是不够的

　　□邬凤英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在职消费(3月12日《新京报》)。

　　这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就在前两天，还有代表、委员炮轰官员的职务消费所导致的浪费和腐败，他们公布的数字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比如代表叶青就指出，在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里，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4%上升到了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无疑将有利于遏止这种以职务消费的名义无度浪费、肆意腐败的势头。不过，这样一个“标准”能不能从根本扭转这种局面呢？从历史的经验看，类似这样的文件规定已经出台了不知多少，从最早的公务接待不能超过“四菜一汤”，到近几年的公车改革等，效果都不理想。有的还在执行的过程发生了扭曲，比如公车改革，在一些地方，官员们一方面以公车改革的名义大幅度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对各种变相的公车还照坐不误。

　　这样来看，说不定这个“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出台之后，还会使职务消费的总额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为已经达标或超标的官员，自然会想出各种绝妙的办法来规避这个标准，继续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那些未达标的官员，反而有了要求提高标准的正当借口——质之历史经验，这种情况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在我国现行的政府体制下，钱袋子是攥在行政官员自己的手中的，花钱的标准也是他们自己制定、自己执行、自己检查的。自己的刀，攥在自己手里，要削什么都容易，惟独削不了自己的把，就这么简单。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制定“官员职务消费标准”是必要的，但更必要的，是要把钱袋子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人大手里，使政府哪怕是花一分钱，也要经过人大的批准。政府预算要成为透明的、刚性的预算。预算在人大通过了之后，就是法律，政府开支如果突破了预算，就属于违法行为，其主要负责官员就要被提起质询乃至罢免，并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无疑，“官员职务消费标准”也应该由人大制定，广泛听取民意，并由人大来监督和检查执行情况。

　　当然，要让人大胜任这样的工作，人大本身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代表的构成、产生方式以及是不是要专职化(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审查预算)，等等。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个花钱机制：人大向选民(大部分是纳税人)负责，而政府又向人大负责——如果我们今后能够真的形成了这样一个机制的话，我看职务消费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