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规范决策比终身负责制更有效

　　作者：徐立凡

　　日前，1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在全国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促使领导干部科学决策。(3月13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决策失误造成的社会损耗极其巨大。这种损耗不仅直接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惊人浪费，也造成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障碍。然而，遗憾的是，诸多事实表明，这种以行政力为依托、而又缺乏体制内外有效制约因素的失误仍时有发生。

　　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决策者们来说，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应对种种历史遗留和社会转型新生的问题。这种情况要求决策者要敢于决策，敢于先行。即使出现较大失误，在相当程度上也会被包容。

　　然而，这种改革开放之初的理念，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在执政诉求由经济为主转向经济与民生并重之时，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的提案，为新发展阶段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颇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但是，这个建议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比如，什么叫做重大决策？领导干部最大的决策不在建设而在用人。如果用人失误如何追究？这里面充满许多不确定的、难以为决策者控制的因素；又比如，如果决策者确实在投入多、规模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决策事项上出现了失误，尽管从政治理念讲追究当时决策者的失误无可厚非，但是毕竟损失已经造成，弥补殊为不易。而追究的意义也就只限于行政惩处这一层面。此外，事后追究，可能造成重大问题无人愿意负责的情况发生，造成行政缺位。

　　制度建设的一个要素是，监管前置总是比监管后置更有效也更经济。与其在失误发生后追究责任，不如在决策过程中完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没有途径，即扩大党内民主，推进科学决策。如果重大决策不是一人拍脑门就定，而是经过领导集体协商；如果重大决策确立公众参加讨论机制，那么决策的科学性就大有保障，失误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

　　规范决策，是比规范决策者更有效的制度入口。而规范决策，从微观看，是决策机制的建设问题；从宏观看，就是政府机制改革能否稳妥而顺利完成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